鄭超睿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近期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幾乎全數聚焦於美軍在伊朗的軍事行動。隨著戰線拉長，不僅美軍已出現實質傷亡，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亦不斷攀升。平心而論，面對當前的中東變局，川普政府最明智的戰略選擇絕非持續擴張，而是盡快對這場戰事進行收尾。揆諸歷史，戰爭的政治紅利往往十分短暫，拖延則易釀成政治災難。當年小布希政府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沼，最終大幅消耗了共和黨的政治資本。如今，川普正面臨類似的歷史輪迴。根據二○二六年最新的蓋洛普（Gallup）民調顯示，美國民眾的「戰爭疲勞」已高達六成。這場戰事若繼續無止盡地拖延，這股不滿情緒勢必將侵蝕川普的支持率，進而轉化為共和黨在期中選舉的極大隱憂。所謂「勝利需速戰，否則自毀長城」，此一古老智慧套用在當前的白宮決策上，再貼切不過。此外，這場衝突不是只有國際地緣上的角力，而是已經實實在在地衝擊了美國選民的日常生計。戰爭導致通膨加劇，依據美國能源資訊局（EIA）的數據，伊朗衝突已推升國際油價達兩成，美國家庭的汽油支出更因此增加十五％。對於傳統上對物價極度敏感的中西部搖擺州選民而言，這是難以忍受的真實痛點。當選民的荷包受到直接威脅時，任何宏大的外交戰略都難以引起基層社會的共鳴。華府部分鷹派或許期盼能藉由戰事推翻伊朗政權，進而建立親美的民主政府。然而，民主制度從來都不是一蹴可及的。縱使伊朗現有體制被推翻，其社會長期以來缺乏有利於實施民主的政治文化，公民也普遍欠缺相應的民主素養，在這樣的土壤上，實在不大可能迅速誕生一個穩健的民主政體。當年美軍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不但沒有為當地人帶來預期中的美好前景，更為該國留下難以抹滅的傷痕。我們不應對武力促成的政權更迭抱持過度天真與浪漫的幻想。從軍事現實面審視，伊朗複雜的地形與游擊戰術極可能拖垮美軍，重演阿富汗的長期消耗戰；若企圖長期佔領，每年估計恐高達五千億美元的成本更是天文數字。但危機往往也是轉機，向來以擅長談判自居的川普，此刻更應發揮其特質，將戰略轉向「勝利後撤」模式。若能透過既有的軍事優勢迫使伊朗讓步（如重新修訂核協議）並及早收尾，不僅能避免重蹈覆轍，更能將危機轉化為證明其有能力捍衛國家利益的選舉資產。最後，回到台灣最關心的印太安全。從台灣的戰略視角而言，美國在中東的戰事打得太久，對台海安全絕對是不利的。我們必須看清一個殘酷的現實：當今自由世界真正的戰略競爭對手與最大威脅，一直都是北京，而非德黑蘭。中共目前正虎視眈眈，巴不得美國深陷中東泥沼。當美國的軍事資源與注意力被過度牽制在伊朗時，印太地區的威懾力量難免受到削弱，這無疑是給了中國在台海與南海擴張霸權的絕佳機會。期盼川普政府能保持戰略定力，盡快讓中東局勢降溫，將戰略重心重新鎖定印太地區。這既符合美國長遠的國家利益，更是捍衛台海安全與民主陣營的唯一正道。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如果遲遲不能收束，對台灣的影響，恐怕不只是油價上漲而已。真正值得我們警覺的是，美國若在中東久戰不止，勢必分散它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資源與政治注意力，台灣的安全風險也會跟著升高。先講軍事面。外界現在最擔心的，不是美國嘴巴上還會不會說支持台灣，而是美軍能不能長期應付多線作戰。中東戰事若拖長，海空兵力、精準彈藥、防空系統與後勤補給都會持續耗損。這些恰恰也是台海一旦出事時最需要的資源。短期內，美方也許還撐得住，但如果戰爭拖上幾個月，甚至更久，印太地區的戰備與部署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未必需要等到美國出現明顯空窗，才開始動作。中國最可能做的，未必是立刻全面犯台，而是趁美國分心之際，加大對台灣的灰色地帶施壓，包括軍機艦擾台、封控演練、海警與民兵騷擾，以及更高強度的認知作戰。對中共來說，最理想的局面，就是美國一邊被中東拖住，一邊又忙著處理國內政治惡鬥。只要華府的注意力被稀釋，北京的操作空間自然就會變大。經濟面也不能輕忽。中東一亂，國際油價就容易上衝。台灣高度依賴進口能源，能源成本一拉高，受影響的不只是民生物價，也包括製造業、運輸業與整體供應鏈。若衝突進一步波及航運與保險成本，對出口導向的台灣經濟，壓力只會更明顯。所以，台灣現在最不該有的，就是天真。不能以為中東離我們很遠，也不能以為只要美國口頭說一句「支持台灣不變」，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真正需要思考的是，美國若在中東久戰不止，台海風險會不會跟著升高？答案恐怕是會的。面對這種局勢，台灣一方面要密切觀察美國戰略重心是否被持續牽制，另一方面更要加快自我防衛、能源韌性與社會韌性的準備。國際局勢越動盪，台灣越不能把安全寄託在別人的不分心上。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近日，曾多次參選台北市長、以草根形象為人熟知的趙衍慶伯伯過世。媒體與網路上，不少人重提他晚年參選的身影，以及一再投入選舉、最終被沒收高額保證金的故事。黃揚明在臉書分享當年採訪趙伯伯的經過與感想，讀來令人鼻酸，也讓人不禁思考：選舉保證金制度，究竟是維護民主秩序的必要門檻，還是不利弱勢參政的不合理障礙？趙伯伯晚年生活並不寬裕，卻仍對公共事務懷抱熱情，一次又一次走進選舉。那份執著與「我也想為這個社會說點話」的心情，確實令人動容。但若回到制度層次，我很難因此簡單得出「保證金太殘酷，應該降低甚至取消」的結論——因為問題遠比這複雜。如果保證金低到幾乎沒有門檻，會發生什麼？一定會有更多人投入選舉，動機各異：有人出於理念，有人為了曝光，有人只是把選舉當成個人表演的舞台。候選人一旦過多，選票版面拉長，投票與開票作業繁複，行政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是，當候選人多到選民根本無法逐一理解其政見時，選舉便容易滑向比聲量、比噱頭的表面競逐，公共討論的品質反而下降。這並非杞人憂天。202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就有逾五十人參選，堪稱前車之鑑——候選人氾濫，選舉從政策競爭滑向娛樂化與話題化。從這個角度看，保證金制度設立門檻本有其道理，目的在避免選舉資源被濫用、民主討論被稀釋。然而，若門檻只靠金錢決定，問題同樣存在。金錢門檻最容易擋掉的，不一定是最荒唐的候選人，反而可能是真正有理念、卻沒有資源的人。保證金過高，民主容易淪為有錢人的遊戲；保證金過低，選舉又可能綜藝化。兩端都有風險。那改成連署制度呢？也未必更公平。連署比的仍是組織動員與資源整合的能力，對既無財力、又無政黨奧援的普通人而言，不見得更容易跨越。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要不要門檻，而是門檻如何設計得更合理——如何在防止濫選、維持選務秩序與保障多元參與之間，找到更細緻的平衡。說回趙伯伯。他的故事令人感傷，也提醒我們，參政權不該只屬於菁英與富人。但若誠實地說，一次又一次投入幾乎沒有勝算的選舉，最後被沒收高額保證金，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消耗他原本就有限的資源。這樣說也許不夠溫柔，卻是制度討論中不能迴避的現實。感動，不能代替制度思考。一個令人鼻酸的個案，未必能推導出整個制度都錯了。我們該追問的是：如何讓真正有理念、卻沒有資源的人不被擋在門外，同時也不讓毫無準備的人大量湧入，把選舉變成鬧劇。民主不該只是有錢人的權利，但也不能低門檻到失去基本秩序。趙伯伯留給我們的，或許不只是同情，而是一道更難、也更值得社會認真回答的制度問題。 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世界棒球經典賽（World Baseball Classic，WBC）是目前國際棒球最重要的國家隊賽事之一，主要由Major League Baseball（MLB，大聯盟）與Major League Baseball Players Association（MLBPA，大聯盟球員工會）共同主辦。這項賽事除了競技層面的榮耀，更牽動著龐大的商業利益。美國陷入淘汰危機，主辦單位難免會感到壓力，因為一旦美國隊提前出局，收視率、廣告收益與全球關注度都可能受到影響。對以商業運作為核心的職業運動產業而言，這些都是極為現實的考量。然而，運動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在於它的不確定性。美國隊爆冷輸給義大利，正好說明了一個再簡單不過、卻常被忽略的道理：球是圓的。在短期賽事中，兩隊只打一場比賽，勝負往往取決於當天的狀態、臨場判斷與一兩個關鍵球的結果。強隊整體實力或許較高，但在單場決勝的制度下，弱隊並非毫無機會。只要把握住機會、守住節奏，就可能創造「以下剋上」的戲劇性時刻。這正是棒球，也正是所有運動令人著迷的地方。從人生與職場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情況其實也非常具有啟示性。很多人習慣用「實力排名」來預測一切，彷彿只要條件最好的人就一定會成功。然而，現實世界往往更像是一場場短局的比賽。即使一個人在履歷、背景或資源上不占優勢，只要在關鍵時刻展現專注、紀律與勇氣，仍然可能改寫結果。反過來說，即便是看似最有把握的一方，只要稍有鬆懈、過度自信，也可能在關鍵時刻被逆轉。這也提醒我們一個古老卻常被遺忘的道理：驕兵必敗。在職場上，過度依賴過去的成功，很容易讓人忽略環境的變化與對手的進步。一家公司、一個團隊，甚至一個個人，如果因為過去的成績而失去警覺，就可能在新的競爭中被後來者追上甚至超越。真正長久的優勢，並不是一次勝利，而是持續保持謙遜、專注與學習的能力。棒球場上的冷門勝利，其實就像人生的一個縮影。強者未必永遠強，弱者也未必沒有翻身的機會。對強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敬畏與紀律；對暫時落後的人而言，則是不要輕易放棄。因為在關鍵時刻，一次成功的揮棒、一個精準的判斷，往往就能改變整場比賽，甚至改變整個故事的結局。 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台灣隊在202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BC）小組賽止步後，網路上迅速湧現「找戰犯」的聲浪。許多球迷將怒火指向韓國打者文保景，指責他在關鍵打席「站著被三振」，缺乏運動精神，甚至刻意操弄勝負。但冷靜檢視賽事數據，台灣失去晉級主導權的關鍵，並不在韓國，而在對澳洲的首戰失利。 韓國的戰術選擇很合理九局上半，韓國以7比2領先，已透過安賢民的犧牲打確保晉級。球隊首要目標是穩定結束比賽。無論最終比分是7比2、8比2，還是9比2，只要澳洲下半局沒得分，韓國都能晉級。在這種情境下，就算球員想要快一點結束半局，也是短期賽事的合理策略。高強度國際賽程密集，保存體力和降低風險本就合理。國際賽場上，各隊優先自身利益，期待已晉級的韓國還要「幫」台灣擴大比分，實在太「浪漫」了。競技體育，本就沒有那麼多道德戲劇。台灣的真正轉折：對澳洲一戰小組賽首戰，台灣0比3不敵澳洲。這場失利讓台灣後續必須仰賴他人，將命運交到別人手上。一旦陷入這種局面，外部變數就難免帶來風險。有趣的是，台灣對日本時，也曾為整體戰局保留投手，最終7局0比13提前結束。如果台灣能接受自己的策略保留，為何以道德要求韓國在領先時全力擴大比分？韓國媒體《eDaily》直言：台灣若表現更好，本就不必看他人臉色。球迷攻擊，只會損台灣形象遺憾的是，部分球迷將失落轉為網路攻擊，湧入文保景社群留言謾罵，甚至逼他關閉功能。這不僅改變不了結果，還讓台灣在國際體育圈形象受損。韓國《中央日報》和《NoCut》都批評，這種行為太失理性。真正的運動精神，不是鍵盤後找替罪羊，而是尊重對手、檢討自身。對台灣棒球來說，比情緒指責更重要，是制度、賽程與戰略的反思。棒球不是看單一打席，而是整個賽程與策略的累積。台灣若想在大賽走更遠，需要提升整體戰力與穩定性。期待下一屆WBC，台灣用球棒奪回主導權！ 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MLB 用 "Instant Classic" 形容三月八日的台韓大戰。這兩個字很有意思，甚至帶著一點語言上的「衝突感」。 Classic（經典），照理說是需要時間沉澱的。一場比賽、一部電影、一首歌，通常要過了很多年，人們回頭看，仍然記得、仍然談論，才會被稱為 classic。換句話說，「經典」往往是歷史慢慢給出的評價。 Instant 卻完全相反。它是「立刻」、「當下」、「現在」。於是 instant classic 這個說法就很有意思。它其實是指出：好看到在當下那一刻，所有人就已經知道，這場比賽以後一定會被一直提起。比賽還熱著，情緒還沒退，但心裡已經有了共識：「剛剛那場會成為經典。」 這是一種很美的語言，它把「現在」和「未來永遠的記憶」放進兩個字裡。我在英國念過幾年書，英文不算好，但看到這個標題還是忍不住佩服：簡單兩個字，就把一場比賽的戲劇性、情緒與歷史感，全說完了。 有些比賽，贏了。有些比賽，輸了。很多年才會有一場比賽，夠資格成為instant classic。 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近日立法院討論的國防特別條例，出現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行政院提出八年1.25兆元的「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但在野各黨卻分別拋出「3500億＋Ｎ」、「4000億」等各種替代版本，連國民黨黨內也出現8100億、9000億的不同聲音。這種數字在短時間內反覆調整、各說各話的情況，不僅缺乏清楚的戰略邏輯，也讓外界不禁質疑：國防建設究竟是基於安全需求，還是淪為政治喊價的工具。行政院提出的1.25兆國防特別預算，是在台海安全環境急遽變化、以及台美防衛合作逐漸深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整體規畫。依國防部說明，其中包括對外軍購（含美方軍售與商業採購）以及國內產製兩大部分，目的在於同時提升不對稱戰力與國防工業能力。相關規畫歷經長期戰略評估與跨部會協商，並非臨時拼湊。相較之下，國民黨黨中央定調的「3500億＋Ｎ」版本，以美國政府目前已發出發價書（LOA）的約111億美元軍售項目為基準，主張先支持確定的對美軍購，其餘待美方後續發價再議。藍營並以「避免爭議商購、確保採購透明」為由，反對一次授權如此龐大的預算空間。監督政府、要求資訊透明，本來就是國會的重要職責。但問題在於，國防建設本質上是長期戰略工程，而不是逐案零碎採購。如果只批准已經完成程序的少數軍購，卻缺乏整體規畫，就可能使防衛體系出現結構性斷裂。更何況，許多關鍵武器與指管系統本來就需要整體部署，例如防空整合系統、長程精準打擊能力以及無人機作戰體系，這些都無法以「逐案追加」的方式建立。時間壓力同樣不容忽視。目前已知其中三項美方發價書有效期限至今年3月15日，若預算條例遲遲未通過、發價書又未獲展延，相關軍購案恐遭取消。這不僅拖延戰力建構，也可能傷害台灣與盟友之間的互信。國防預算當然可以討論、可以修正，但前提是建立在清楚的戰略思考之上。如果各方版本的差距只是數字的加減，卻未能說清楚各自對應的戰略缺口與安全風險，那麼這樣的政策辯論就難免讓人產生一種印象：國防安全似乎被當成政治競逐中的籌碼。更值得警惕的是，台灣面對的安全環境並不容許長期的政治拉鋸。近年來中國軍事活動頻繁、灰色地帶壓力持續增加，國際社會也不斷關注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會若讓國防建設長期陷入僵局，外界自然會質疑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防衛決心。民主政治當然需要監督與辯論，但國防安全不應成為政治表演的舞台。國會可以要求更詳細的說明、可以調整預算結構，但最終仍必須回到一個基本問題：台灣是否願意為自己的安全付出必要的成本。國防預算不是菜市場買菜，更不是夜市拍賣式的喊價。如果連最基本的戰略需求都被簡化為數字遊戲，那麼真正受損的，將不只是政府的政策，而是整個國家的安全。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目前的美伊衝突，其實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美國在比技術，伊朗在比耐力。美軍在武器科技、情報能力與空中優勢上幾乎具有壓倒性的優勢，但伊朗並不試圖在正面戰場擊敗美國，而是採取典型的不對稱戰略，用廉價武器消耗昂貴防禦，試圖拖長戰爭時間，讓美國在成本與政治壓力下逐漸疲勞。然而從目前戰場數據來看，這場消耗戰對伊朗其實更不利。戰前外界普遍估計，伊朗大約擁有二千五百枚彈道飛彈。這是伊朗多年建立的威懾力量，也是其對抗美國與以色列的重要戰略資產。但隨著美國與以色列展開密集空襲，這些資產正在迅速減少。截至三月二日，美以聯軍已投下超過二千五百枚精準炸彈，摧毀約六百個戰略目標，其中包括約一百五十枚飛彈與發射裝置，以及兩百套防空系統。這意味著伊朗的遠程打擊能力與防空能力正在同時被削弱。更大的問題在於補充能力。過去曾有消息稱中國可能提供部分材料，但目前並沒有任何直接軍援的證據。換言之，伊朗的飛彈庫存基本上是一種消耗型資產，發射一枚就少一枚，一旦戰爭拖長，其威懾能力將迅速下降。相較之下，美軍在防禦攔截方面的表現確實相當成功，目前整體攔截率普遍被估計在九成以上。但這套防禦體系的成本卻極為昂貴。例如，一枚愛國者防空飛彈的成本約為四百萬美元，而伊朗使用的自殺式無人機，單架成本僅約兩萬美元，兩者之間的成本差距接近兩百倍。這正是伊朗戰略的核心：用廉價武器消耗昂貴防禦。從區域攔截數據來看，波灣國家已經承受相當大的攻擊壓力。例如巴林攔截約70枚飛彈與76架無人機，卡達則攔截101枚飛彈與24架無人機，並擊落兩架伊朗Su-24戰機。雖然戰術上取得成功，但攔截系統的消耗同樣相當驚人。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為了維持中東戰場的防禦能力，正在挪用原本部署於其他地區的武器庫存，包括薩德（THAAD）反導系統與戰斧巡弋飛彈。其中部分庫存原本是為印太地區與台灣海峽的戰略威懾所準備。換句話說，美國為了穩住中東局勢，正在「預支未來的軍事資源」，這在全球戰略層面確實帶來一定壓力。如果衝突延長至一個月，雙方將面臨完全不同的危機。對伊朗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政權穩定。飛彈庫存可能下降至約一千五百枚，而無人機產能也難以支撐長期攻擊。一旦防空網持續被摧毀，伊朗的重要基礎設施將完全暴露在空襲之下。如果再出現斬首式打擊，例如最高領袖或革命衛隊高層被消滅，伊朗的指揮與情報系統可能迅速瓦解，進而引發內部動盪。相較之下，美國的壓力主要來自財務與政治層面。例如薩德飛彈的年產量僅約四百枚，如果高強度攔截持續進行，庫存壓力將逐漸浮現。同時，美國國內也可能面臨國會授權與戰爭成本的政治辯論。但與伊朗不同的是，美國擁有隨時退出戰場的戰略彈性。與伊拉克戰爭不同，美軍目前並沒有進行地面佔領的計畫，整體戰略更接近有限度的空中打擊。只要在數週內完成飛彈基地、防空系統與關鍵軍事設施的破壞，美國就可以宣稱任務完成並逐步撤出。因此綜合目前情勢判斷，若衝突持續升級，伊朗率先出現崩潰跡象的機率仍然較高。隨著軍事資源快速消耗、防空體系受損以及內部經濟壓力增加，德黑蘭政府在內部控制與外部防禦上都將面臨雙重挑戰。較可能的發展是，伊朗先進行象徵性的報復行動，以維持國內政治面子，隨後在軍事資源逐漸耗盡與內部壓力升高的情況下，被迫重新回到談判桌，甚至不排除出現政權重大變動的可能。這場戰爭的本質，或許並不是誰能在戰場上徹底擊敗對方，而是誰能在資源、時間與政治壓力的競賽中撐得更久。而從目前局勢來看，伊朗顯然正處於那個更脆弱的位置。 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賴清德總統日前與五院院長共飲新春茶，氣氛據說不錯，總統也展現誠意，同意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然而，這杯茶的餘溫還沒散，立法院長韓國瑜召集的朝野協商卻因為「形式」談不攏而破局。爭點在哪？在於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傅崐萁堅持要「即問即答」，甚至要把國情報告切成生魚片，「講一段、問一段」。這不僅是法理上的誤解，更是對憲政體制設計的偏離。關於總統赴國會，究竟是「報告」還是「被質詢」？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談：台灣的憲法解釋、國際慣例（美、法），以及政治文化的底蘊。第一，大法官已經把話說得很清楚，別再假裝看不懂。針對這件事，憲法法庭早在113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中已有明確說明。判決指出：立法院聽取國情報告是一項「權利」，並非總統的「義務」。總統是否前往、何時前往、報告內容為何，屬總統職權範圍內的審酌事項。更重要的是，立法院並無指定報告內容的權力，也無對總統進行詢問或要求答復的憲法依據。換句話說，憲法增修條文的設計初衷，是讓總統有機會直接向民意機關闡述國家大政方針，而不是讓總統到立法院站上備詢台，接受即席問答甚至政治攻防。據傳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主張將報告「分段」進行，總統講完一段，立委發言，再由總統回應。這種把國情報告改造成類似質詢節目的構想，連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長韓國瑜都認為不妥，因為這已涉及對權力分立界線的重新詮釋，值得審慎看待。第二，看看老牌民主國家美國怎麼做。美國總統每年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是國家重要的憲政儀式。雖然美國是總統制，與我國的雙首長制不同，但制度精神仍具參考價值。當美國總統步入眾議院大廳，眾議院警衛官高聲通報，全體參眾議員起立鼓掌。總統在台上闡述未來立法議程與國家願景，台下議員即使立場對立，也在儀式中保持秩序。重點在於：現場沒有質詢程序、沒有辯論機制、也不進行即席問答。總統講完後離場，後續的政治攻防，回到正常的立法與監督程序處理。這種設計強調的是行政權與國家元首角色的制度尊重。第三，看看法國怎麼做，這更貼近雙首長制的思維。既然我國傾向雙首長制，法國的制度更具參考意義。法國總統原本不得進入國會，以嚴守權力分立。直到2008年修憲後，總統才得以在凡爾賽宮向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請注意，是「演說」。根據法國憲法第18條，總統發表演說後不得參與投票，並於演說結束後離場。國會如要辯論，必須在總統離席之後進行，總統本人不參與辯論。這樣的制度安排，是為了區分國家元首與行政首長的角色。法國由總理對國會負政治責任並接受質詢，而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並不進入日常問答與攻防程序。若要求總統即問即答，勢必模糊制度分工，動搖憲政設計的平衡。最後，我想談談「政治文化」。無論依我國憲法判決，或參照美、法的制度慣例，總統赴國會，本質上都是「報告」，而非「質詢」。政治固然是妥協的藝術，但更是制度分際與角色尊重的藝術。部分立委堅持「即問即答」或「分段詢答」，未必真有助於釐清國政，反而可能使憲政儀式淪為短期政治攻防的舞台。成熟民主的風度，不在於沒有衝突，而在於即使立場不同，仍能在莊嚴的議事殿堂中，維持制度分工與憲政角色的分際。對國家元首的尊重，不是尊重某一位總統個人，而是尊重憲政秩序與人民透過選舉所賦予的授權。如果有人仍堅持將國情報告改為即席質詢，或許應先回到判決文本與憲法條文，重新釐清制度設計的原意，這也是立法委員應具備的基本憲法素養。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最近在野黨看到美國法院判定舊的關稅法源（IEEPA）無效，立刻高喊「政府簽太早」、「當了冤大頭」、「應該廢棄協議、重啟談判」。乍聽之下振振有詞，好像抓到了什麼關鍵破口。但如果把情緒抽離，放回國際經貿與權力現實來看，這樣的主張其實過於簡化局勢，甚至潛藏高度風險。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早不早」，而在於「穩不穩」。可以想像一個情境：你家隔壁住著一位隨時可能調漲租金的強勢房東。你好不容易談成一份有漲幅上限的合約，把風險鎖住。某天，對方合約的法律依據出現技術性問題，你不是要求他依約履行，而是主動撕毀這份保護條款，要求重新談判。這樣的做法，是精明算計，還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不確定之中？這幾年因為AI晶片出口大增，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逼近1500億美元。在美國政治語境裡，這樣的順差往往會被貼上「不公平貿易」的標籤，也容易成為加強關稅的理由。在這樣的背景下，能把關稅上限鎖在15%，本身就是一種風險管理。它未必完美，但至少可預期。如果現在主動廢棄協議，台灣等於放棄這層緩衝。美方仍握有《貿易法》301條款等工具，一旦重新啟動調查，稅率從15%上調到25%，甚至更高，並非不可能。屆時我們不是回到原點，而是站在更弱的位置重新承受壓力。再看鄰國的做法。日本與韓國同樣面對法院判決，卻沒有高喊「重啟談判」。他們選擇調整法律依據，讓既有安排在新的法源下繼續執行。換句話說，是技術性修補，而不是政治性翻桌。因為國際經貿競爭看的不是誰喊得大聲，而是誰的條件比較好。如果日韓穩住15%的上限，而台灣自己跑去重談，最後承受更高稅率，產品競爭力自然受損，訂單流向日韓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市場結構問題。即便川普總統相關政策遭到美國最高法院宣告違憲，關稅也不會因此消失。法院判決出爐後，美方很快啟動其他條款調整基準稅率，已經說明了一件事：關稅政策不會因單一法源失效就歸零，只會換一種法律工具繼續存在。認為「法源無效，關稅就會消失」，其實過於理想化。國際政治不是法學辯論，而是權力與利益的運作。在全球經貿環境仍然動盪的情況下，台灣若已取得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輕率放棄，等於主動跳回更不確定的區間。此外，大型半導體投資不只是商業布局，也是制度連結的一部分。相關安排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在「232條款（國安關稅）」架構下的豁免空間。這不只是資本移動，更是一種制度護欄。如果此時選擇反悔或推翻既有協議，一旦美方重新檢討豁免條件，衝擊的就不只是單一企業，而是整體產業鏈與金融市場信心。那樣的代價，遠比政治口號來得沉重。「重啟談判」聽起來氣勢十足，但在國際經貿現實裡，翻桌往往意味著失去原有籌碼。當各國努力在貿易戰中穩住位置時，台灣若主動拆除既有護城河，未必能換來更好條件，反而可能面對更高稅率與更嚴苛條款。在野黨批評政府「簽得太早」，這樣的指控在本質上極其荒謬。正因為簽得及時，才讓台灣在混亂之中，手上仍握有一份可以依循的制度安排。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美國最高法院日前以6比3裁定，總統不得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全球徵收「對等關稅」，理由很清楚：課徵關稅是國會的權力，不是總統可以單方面決定。這項判決等於宣告原本以IEEPA為依據的全球對等關稅失去法律基礎。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判決出爐後，總統隨即宣布改採一項「全新的10%全球關稅政策」。也就是說，不再用原本被判違憲的法律工具，而是改循其他法源與程序，對全球商品統一課徵10%的關稅。這一步，顯示美國的關稅政策並未退場，而是換軌再出發。有趣的是，這波調整讓部分國家「意外受惠」。白宮官員證實，凡是過去已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且關稅稅率高於10%的國家，其稅率將「重置」並全面降至10%。換句話說，原本被課15%、18%、甚至20%的國家，現在暫時都回到10%。具體來看，歐盟從15%降至10%；日本、南韓也從15%降至10%；印度從18%降至10%；越南更是最大贏家，從20%大幅調降至10%。對與這些市場有業務往來的企業而言，短期內成本壓力反而下降。不過，白宮也特別強調，這只是「過渡性安排」。政府仍保留未來透過正式程序，把稅率調回原有水準的權利。差別在於，未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總統迅速宣布就上路，而必須走完整套官僚程序，例如由商務部進行產業研究、提出報告，並經歷90天或180天的意見徵詢期。換句話說，關稅政策將變得更慢、更制度化，但未必更溫和。那麼，對台灣影響如何？首先，最高法院推翻的是IEEPA架構下的全球對等關稅，並未否決其他關稅工具，例如以「國家安全」為名的232條款。鋼鋁、半導體與部分關鍵產業仍可能落在這類法律框架之下。其次，台美近期簽署的對等貿易協議，本身具有協議文本與制度安排支撐，不是單純依附於IEEPA，因此多位美國智庫專家判斷，協議仍具穩定性。簡單說，這次判決的重點不是「關稅消失」，而是「關稅必須依法、按程序來」。短期內，全球統一10%的關稅讓部分國家鬆一口氣；中長期則取決於美國是否啟動新的產業調查與調升程序。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關鍵仍在兩件事：第一，我們在既有協議下取得的制度保障；第二，我們在半導體與高科技供應鏈上的戰略位置。國際經貿環境持續震盪，但只要協議穩定、產業實力夠強，風浪再大，也不至於失去方向。文：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先慈是新竹縣湖口人。自幼常陪母親返鄉，長年累積的情感連結，使我始終將自己視為半個新竹縣人。也因此，對新竹縣的政治發展，尤其是縣長選舉，向來格外關注。近日，現任新竹縣副縣長陳見賢在臉書發表一篇回憶文章，重提他於1985年、年僅24歲時，剛退伍便在麵店吃麵、卻無故被捕，並因「一清專案」入獄三年的往事。他形容那是「人生中最寒冷、漫長的三年」，並強調自己從未作奸犯科，是遭到冤枉。這段充滿悲情的敘事，若單獨閱讀，確實令人同情。然而，當這段記憶與陳見賢今日的政治身分並置時，卻產生了難以忽視的邏輯斷裂。因為這個故事，其實只存在兩種可能，而無論是哪一種，都指向同樣的荒謬。第一種可能，是當年的執法並未冤枉他。若政府掌握的情報屬實，陳見賢確實因涉入黑道而被列入一清專案，那麼今日所訴說的「無辜」、「不知為何被抓」、「人生世界靜止」等語言，就只能被理解為對過往的重新包裝與洗白。在此情況下，這段回憶的誠信本身，便值得質疑。第二種可能，則是陳見賢所言為真。他確實是一名清白無辜的退伍青年，卻在未經正當審判的情況下，被國家以威權手段任意羅織罪名，關押三年，身心遭受重創。若是如此，問題反而更為嚴重。這代表1985年由蔣經國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是一個系統性踐踏人權、濫捕無辜、以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威權體制。正是這個體制，剝奪了一名年輕人的青春，讓家庭承受長年的痛苦，也在黑牢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創傷。然而，正是在這個前提之下，最大的矛盾浮現了。如果陳見賢真的是那場威權統治下的受害者，那麼他後來為何選擇加入這個曾迫害他、毀掉他人生三年的政黨？不僅加入，還在其中一路晉升，從地方議員、議長，到今日的副縣長，甚至準備代表該黨角逐新竹縣長。這樣的政治選擇，在邏輯上實在難以理解。一個曾被國家暴力無情對待的人，理應對那套體制保持警惕，甚至反省與批判；然而，陳見賢的政治生涯，卻是徹底的擁抱與效忠。這究竟該被解讀為對過往傷害的集體失憶？還是在權力面前，正義與創傷都可以被暫時擱置？問題不在於個人是否可以選擇原諒，而在於：當一名政治人物試圖以「受害者」身分博取同情時，這個敘事是否同時拆穿了他今日所站立的位置。因為這張牌一旦打出，就勢必面對一個無法迴避的選擇：要麼承認當年並非冤獄；要麼承認今日所代表的，正是一個曾經殘害自己的不義體制。身為半個新竹縣人，回望這段1985年沒能吃完的麵，留在口中的，不只是遺憾，更是一種難以下嚥的政治諷刺。作者：鄭超睿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改編自「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近期引發了諸多爭議，這幾日在同溫層的朋友間，我不斷看見相關的討論與轉發。對於許多人而言，這或許是一段驚悚的歷史懸案，或者是戲劇張力的來源；但對我來說，這四個字承載的，卻是我生命中極為深刻的轉折，以及一位我深深敬愛、卻已在2023年離我們而去的長輩——我的叔公，陳岱全醫師。時光回溯至1980年，那一年我正值國二。二二八當天，林宅血案震驚全台。當時，我的叔公陳岱全是台北市仁愛醫院的主治醫師，親身參與了那場令人心碎的急救工作。叔公本是一位專注醫術、對政治毫無興趣的醫者。然而，當他親眼目睹兇手對手無寸鐵的老婦人與稚童痛下毒手，那種刀刀致命的殘暴，讓他感到的不僅是醫者的無力，更是身為人的悲憤。那場血案，成為他生命的轉捩點。從那時起，憤怒與悲傷喚醒了他的政治意識，他開始大量閱讀黨外雜誌，試圖在肅殺的氛圍中尋找台灣的出路。那段時期，叔公因首段婚姻觸礁，曾有一段時間寄宿在我家。他帶回來的黨外雜誌，就這樣堆疊在家中的角落。正值少年的我，好奇地拾起閱讀，那些文字如同一道道光，穿透了戒嚴時期的迷霧。叔公的轉變與那些雜誌，在懵懂的我心中埋下了種子，讓我意識到：台灣需要民主，需要改變。這份啟蒙，直接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選擇。大學時，我毅然決然決定轉系，進入台大政治系就讀，隨後更遠赴英國深造七年。這條求學與思想的道路，追本溯源，正是起源於叔公當年帶回家的那些雜誌，以及他在餐桌上偶爾流露出的對公義、民主的理念。叔公雖是先母的叔叔，但年紀比她還小。他不僅是我的政治啟蒙者，更是我們家的救命恩人。在我十歲那年，母親身體出現異狀，是叔公堅持安排她在仁愛醫院進行詳細檢查，這才及時發現了早期的子宮頸癌。隨後的手術切除非常成功，母親直到2021年過世前，都未再受癌細胞侵擾。若非叔公的敏銳與專業，我恐怕無法擁有母親後來數十年的陪伴。除了醫術與思想，叔公對我的疼愛更是具體而溫暖。我考上建中那年，正值他與前妻分居、辦理離婚的低潮期，但他仍大方地買了一輛造價不菲的英國Raleigh變速自行車，作為給我的賀禮；後來我負笈英國念研究所，叔公也特別包了一個厚實的紅包，勉勵我要在異鄉認真治學。叔公是新竹高中1962年畢業的校友，與前新竹縣長范振宗是同窗。林宅血案後的每一次黨外選舉，乃至後來范振宗的參選，叔公總是慷慨解囊，默默成為民主運動背後的支持力量。他卸下了仁愛醫院的職務後，回到故鄉新竹縣湖口鄉開業，成為一名守護鄉里的小鎮醫師，樂在其中，直至2023年因病辭世。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改變了無數台灣人的命運軌跡，這其中也包含了叔公與我。這段歷史是用血淚寫成的，不是冰冷的劇本素材。因此，對於電影《世紀血案》，我必須嚴正地說：林義雄先生夫婦，以及當年倖存的長女林奐均女士都尚健在。一部改編自如此慘痛家族悲劇的電影，若未獲得當事人的授權與同意便逕行開拍，這不僅是對受害者的不敬，更是一種殘忍的消費。單憑這一點，就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歷史可以被記憶，但不該被隨意掠奪；傷痛需要被撫平，而不是在未經同意下，被強行搬上大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