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野黨看到美國法院判定舊的關稅法源（IEEPA）無效，立刻高喊「政府簽太早」、「當了冤大頭」、「應該廢棄協議、重啟談判」。乍聽之下振振有詞，好像抓到了什麼關鍵破口。但如果把情緒抽離，放回國際經貿與權力現實來看，這樣的主張其實過於簡化局勢，甚至潛藏高度風險。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早不早」，而在於「穩不穩」。

可以想像一個情境：你家隔壁住著一位隨時可能調漲租金的強勢房東。你好不容易談成一份有漲幅上限的合約，把風險鎖住。某天，對方合約的法律依據出現技術性問題，你不是要求他依約履行，而是主動撕毀這份保護條款，要求重新談判。這樣的做法，是精明算計，還是把自己暴露在更大的不確定之中？

這幾年因為AI晶片出口大增，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逼近1500億美元。在美國政治語境裡，這樣的順差往往會被貼上「不公平貿易」的標籤，也容易成為加強關稅的理由。在這樣的背景下，能把關稅上限鎖在15%，本身就是一種風險管理。它未必完美，但至少可預期。

如果現在主動廢棄協議，台灣等於放棄這層緩衝。美方仍握有《貿易法》301條款等工具，一旦重新啟動調查，稅率從15%上調到25%，甚至更高，並非不可能。屆時我們不是回到原點，而是站在更弱的位置重新承受壓力。

再看鄰國的做法。日本與韓國同樣面對法院判決，卻沒有高喊「重啟談判」。他們選擇調整法律依據，讓既有安排在新的法源下繼續執行。換句話說，是技術性修補，而不是政治性翻桌。

因為國際經貿競爭看的不是誰喊得大聲，而是誰的條件比較好。如果日韓穩住15%的上限，而台灣自己跑去重談，最後承受更高稅率，產品競爭力自然受損，訂單流向日韓幾乎是可以預見的結果。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市場結構問題。

即便川普總統相關政策遭到美國最高法院宣告違憲，關稅也不會因此消失。法院判決出爐後，美方很快啟動其他條款調整基準稅率，已經說明了一件事：關稅政策不會因單一法源失效就歸零，只會換一種法律工具繼續存在。

認為「法源無效，關稅就會消失」，其實過於理想化。國際政治不是法學辯論，而是權力與利益的運作。在全球經貿環境仍然動盪的情況下，台灣若已取得一個相對穩定的位置，輕率放棄，等於主動跳回更不確定的區間。

此外，大型半導體投資不只是商業布局，也是制度連結的一部分。相關安排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在「232條款（國安關稅）」架構下的豁免空間。這不只是資本移動，更是一種制度護欄。

如果此時選擇反悔或推翻既有協議，一旦美方重新檢討豁免條件，衝擊的就不只是單一企業，而是整體產業鏈與金融市場信心。那樣的代價，遠比政治口號來得沉重。

「重啟談判」聽起來氣勢十足，但在國際經貿現實裡，翻桌往往意味著失去原有籌碼。當各國努力在貿易戰中穩住位置時，台灣若主動拆除既有護城河，未必能換來更好條件，反而可能面對更高稅率與更嚴苛條款。

在野黨批評政府「簽得太早」，這樣的指控在本質上極其荒謬。正因為簽得及時，才讓台灣在混亂之中，手上仍握有一份可以依循的制度安排。

文：鄭超睿
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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