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多次參選台北市長、以草根形象為人熟知的趙衍慶伯伯過世。媒體與網路上，不少人重提他晚年參選的身影，以及一再投入選舉、最終被沒收高額保證金的故事。黃揚明在臉書分享當年採訪趙伯伯的經過與感想，讀來令人鼻酸，也讓人不禁思考：選舉保證金制度，究竟是維護民主秩序的必要門檻，還是不利弱勢參政的不合理障礙？


趙伯伯晚年生活並不寬裕，卻仍對公共事務懷抱熱情，一次又一次走進選舉。那份執著與「我也想為這個社會說點話」的心情，確實令人動容。但若回到制度層次，我很難因此簡單得出「保證金太殘酷，應該降低甚至取消」的結論——因為問題遠比這複雜。


如果保證金低到幾乎沒有門檻，會發生什麼？一定會有更多人投入選舉，動機各異：有人出於理念，有人為了曝光，有人只是把選舉當成個人表演的舞台。候選人一旦過多，選票版面拉長，投票與開票作業繁複，行政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是，當候選人多到選民根本無法逐一理解其政見時，選舉便容易滑向比聲量、比噱頭的表面競逐，公共討論的品質反而下降。


這並非杞人憂天。2024年東京都知事選舉就有逾五十人參選，堪稱前車之鑑——候選人氾濫，選舉從政策競爭滑向娛樂化與話題化。從這個角度看，保證金制度設立門檻本有其道理，目的在避免選舉資源被濫用、民主討論被稀釋。


然而，若門檻只靠金錢決定，問題同樣存在。金錢門檻最容易擋掉的，不一定是最荒唐的候選人，反而可能是真正有理念、卻沒有資源的人。保證金過高，民主容易淪為有錢人的遊戲；保證金過低，選舉又可能綜藝化。兩端都有風險。


那改成連署制度呢？也未必更公平。連署比的仍是組織動員與資源整合的能力，對既無財力、又無政黨奧援的普通人而言，不見得更容易跨越。因此，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要不要門檻，而是門檻如何設計得更合理——如何在防止濫選、維持選務秩序與保障多元參與之間，找到更細緻的平衡。


說回趙伯伯。他的故事令人感傷，也提醒我們，參政權不該只屬於菁英與富人。但若誠實地說，一次又一次投入幾乎沒有勝算的選舉，最後被沒收高額保證金，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消耗他原本就有限的資源。這樣說也許不夠溫柔，卻是制度討論中不能迴避的現實。


感動，不能代替制度思考。一個令人鼻酸的個案，未必能推導出整個制度都錯了。我們該追問的是：如何讓真正有理念、卻沒有資源的人不被擋在門外，同時也不讓毫無準備的人大量湧入，把選舉變成鬧劇。民主不該只是有錢人的權利，但也不能低門檻到失去基本秩序。趙伯伯留給我們的，或許不只是同情，而是一道更難、也更值得社會認真回答的制度問題。

 

文：鄭超睿
曾任總統府機要秘書，現為主流出版有限公司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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