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周清月，在很多年以前的臺灣，曾經與宋楚瑜，陳文成這兩個名詞，於新聞報導中，緊緊連在一起。

我曾是美聯社駐臺記者。1981年，我因為報導臺裔美籍教授陳文成的政治謀殺懸案，用了“autopsy”這個英文字，被時任國民黨新聞局長的現任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認為報導不實，取消採訪權達一年之久，而知名於臺灣社會。當時曾有三位無黨籍立法委員，由康寧祥帶頭，在院會中為我向政府提出質詢。

陳文成事件迫使我被美聯社遠調印度，開始我那漫長的國際記者生涯，最后切斷了我與臺灣新聞界之間的臍帶。

我曾應臺灣某基金會之邀，回顧往事，寫了下面的感想：“陳文成的死亡， 也是我的死亡。(當年)的遭遇，對我和他，都是一種不可置信的大玩笑。陳文成不用再夢想人生可能的奇遇，我卻再也無法拾起當年的新聞美夢。”

事情過了快30年，我還是無法完全搞懂，為什麼會因為一個簡單而正確的報導，受到殘酷的處罰。

我離臺往印度工作之前，宋楚瑜在新聞局召見我，並告訴我，一切都是誤會。他並請當時新聞局國際處處長戴瑞明，在來來飯店為我餞行。

1981年發生了兩件轟動臺灣的新聞，我由於報導了官方刻意隱瞞的事實，而導致我被迫離鄉尋求發展。

第一件事是空軍少校黃植誠駕駛F5E戰鬥機從桃園基地飛到中國福州投誠。快降落時，機上的另一位飛行員許秋麟中尉不願投共，黃植誠乃在油量快用罄的情況下，掉頭飛到臺灣控制的東引島，讓許秋麟跳傘，目送他安全下降後，才再飛回福州降共。大陸欽佩黃的義舉及決心，舉起雙手歡迎他。臺灣政府則很快舉行了一場國際記者會，說黃植誠是迷航，非蓄意投降。我有朋友在桃園基地工作，告知此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在記者會上發問求證，後來並引用空軍消息來源報導黃是投誠。這個報導，可想而知，繃緊了臺灣當局的神經。

第二件事是比較為人所知的陳文成事件。陳在美國取得統計學博士學位，任教於匹茲堡的卡內基美隆大學。他平時喜歡在臺灣人的聚會中，批評國民黨。在他返台探親期間，被警備總部帶走，後來陳屍於臺大校園。他的死因有謀殺之疑卻一直未能被證實。

我訪問了陳的父親，寫了一篇報導，說陳文成的屍體被兩位來臺調查陳案的美國人驗屍（autopsy）。新聞局長宋楚瑜堅持是"審視” (view) 屍體，非驗屍，要求我更正。美聯社說我是引用陳父之語，非個人意見，無法更正自己。美聯社建議引用宋之語，或訪問陳父或驗屍的美國人，來更正。宋楚瑜不准，雙方堅持不下，宋乃取消我的採訪權。

無黨籍立法委員康寧祥，張德銘與黃煌雄，在院會中提出質詢。那次的質詢，可說是宋楚瑜政治生涯中的處女秀。他通知電視記者到場，在閃亮鎂光燈之下，他大聲說，美聯社的報導是外國殖民主義再度想陰謀操縱中華民國的證明。他誓言將保衛台灣，不讓外國勢力得逞。這樣一來，原本只是簡單的新聞報導問題，卻演變成台灣政府與反對黨以及殖民主義之間的大戰。

三位立委的質詢，可想而知起不了作用。我的父親，在華南銀行當經理，是黨外的同情者，他於臺北王子飯店的日本餐廳請三位立委吃飯，以表達對他們的感激。

被取消採訪權期間，我只能天天到辦公室喝茶看報紙。但是警備總部沒忘記我，派了兩位英俊高大的美男子約我去喝咖啡，百般套我的話，想了解我的想法。我家裏的電話被監聽，行動被監視。我有天與友人去北港媽祖廟散心，數日後，一個雜誌報導，説我去跟媽祖懺悔。

一年之後，新聞局恢復我的採訪權，要求我不得對外發表意見。之后數月，美聯社調我到印度。3年後，美聯社調我回台灣，新聞局卻通知我不得從事記者工作，理由是我的採訪權從未被正式恢復。我只好轉身再出國。

1981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已成昨天的夢魘。臺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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