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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島剛觀點》金正男是如何被殺害的? 杜祖健教授解密

新頭殼newtalk 文/
國際中國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名譽教授的杜祖健,在日本相當活躍,他是毒物學的世界級權威,其父親為台灣家喻戶曉的杜聰明。   圖:野島剛/攝

有位熟知化學兵器・毒物問題的台灣人專家,在日本相當活躍,他是毒物學的世界級權威,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名譽教授的杜祖健。他的父親杜聰明(1893-1986年)是家喻戶曉的人物,年輕時曾經為了暗殺袁世凱而前往北京,失敗而歸,然而不管是在日治時期他對鴉片藥癮研究的業績,或是戰後創辦高雄醫學院(現為高雄醫學大學)等,對台灣醫學有很大的貢獻。父子倆人堪稱都是「毒物研究」的專家。

今年2月,北韓・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兄長金正男,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機場遭到劇毒的VX神經毒劑殺害身亡,震驚全球。當外界還在議論紛紛時,曾經在1990年代使用沙林毒氣和VX神經毒劑犯下殺人事件的奧姆真理教前幹部・中川智正死刑犯,透過杜祖健教授率先披露這起事件的真相,內容也與後來馬來西亞警方公布的一致,引起國際上的注意。

1990年代奧姆真理教發動一連串的沙林毒氣恐怖攻擊事件,當時震驚了日本社會.杜祖健教授指導日本警察如何檢測出沙林毒氣,因此搜查行動出現很大的進展,也讓事件早點落幕,拯救了許多日本人的性命。日本政府也頒予勳章表揚,肯定他對日本社會的貢獻。

到目前為止,杜祖健以特別會面人的身分,在東京看守所多次與中川死刑犯會面,他4月20日來到日本時,也與中川死刑犯會面。這次訪問到了杜祖健教授,請教了「金正男遇刺事件」。

野島: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台灣?

杜教授:1950年代。我是1930年代出生從台灣大學理學部畢業後想要往海外發展。其實那時候真的很想要去日本但是當時日本與台灣還沒有外交關係於是選擇到美國留學。

野島:發生沙林毒氣事件的時候,你指導當時的日本警察深入認識沙林毒氣,提供如何從土壤檢測出沙林毒氣的方法等,協助事件早期落幕,相當有名。這樣的為什麼再三與中川死刑犯會面呢?

杜教授:現在,日本法務省准許可以與中川死刑犯進行特別會面的,僅有2個人,前美國海軍部長Richard Danzig和我。Danzig退休後在華盛頓擔任新美國安全防衛中心(筆者注: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略稱CNAS)的智囊團成員,至今與中川死刑犯的會面次數大約有多20次左右,我是10次左右。他們是成立專案調查,為什麼會發生沙林毒氣事件,而我身為毒物學的專家,想要了解製作沙林毒氣和VX神經毒劑的過程與背景。按照規定,會面時間好像只有10分鐘,可是每次我都被寬限為30分鐘。

中川死刑犯住在單人牢房裡的生活,應該也很寂寞吧,所以他似乎很期待每次的會面,透過律師也收到他的電子郵件和親筆信件,上面也會問說下次什麼時候見面?每次會面前,我都會到看守所內的書店購買許可的書籍和雜誌,當作禮物,這次Danzig也託我帶美金150元轉交給他,表示關心。

野島:金正男遭到VX神經毒劑殺害的事件,聽說中川死刑犯看到他的症狀,正確說出了死因,是嗎?

杜教授:2月13日金正男遭到殺害,2月22日中川死刑犯透過律師寄了一封信給我,當時馬來西亞政府尚未對外正式發表的階段,他寫的信件內容如下:

「前幾天,金正男在馬來西亞遭到殺害,有報導指出可能是使用VX神經毒劑,雖然無法取得正確情報,但是從報導內容描述的症狀來看,我認為VX的說法並沒有矛盾之處。聽說金正男向機場人員表示眼睛很痛,如果眼睛沾附上VX,當然會感到刺痛,而且呼吸加速,毒性立即發作,在機場內猝死是很有可能的。從教團參與過的殺害事件來看,光是單純沾到皮膚的話,毒性發作需要1~2小時。還有,金正男的嘴角似乎有冒泡,這是VX讓氣管的分泌物增加的緣故,因此認定為VX的症狀是很合理的,沒有矛盾。VX被認為含有劇毒性,但是與沙林毒氣相比,因為不會發生氣化,所以操作起來比較容易。我在使用VX的時候,只穿著普通的長袖衣服和戴手套而已。因此,有報導指出這起事件是嫌犯將藥劑塗抹在自己手套再沾附到金正男身上,從手法來判斷,這個藥劑應該就是VX了。如果是沙林毒氣的話,嫌犯本身也一定會中毒。VX是在肝臓代謝的,所以馬來西亞警方除了檢驗血液、尿液、臉部附著物的樣本之外,也應該採肝臓樣本進行分析。如果能夠進行大腦解剖,說不定可以直接驗出與神經細胞結合的VX。因為從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受害者腦部,檢驗出了沙林毒氣。」

野島:中川死刑犯似乎對VX神經毒劑有相當正確的理解,以杜教授來看,這次金正男遭到VX神經毒劑的殺害,有什麼樣的看法?

杜教授:因為VX神經毒劑的毒性相當強烈,要如何搬運是很大的問題。奧姆真理教是在針筒裡注入溶液,用冰桶保存搬運,然後滴在被害人的頸部由皮膚吸收。但是,1994年12月發生的上班族濱口忠仁遭到殺害的事件,因為柔道高手的濱口在過程中強烈反抗,因此針頭就直接從後頸部注射VX溶液。

VX同時具有神經毒與芥子氣(mustard gas;使皮膚潰爛,阻礙呼吸道和導致造血器官受損)的兩方特性,毒性相當強烈,因此如果直接儲藏的話,一不小心出現失誤,就可能導致死亡。沙林毒氣容易氣化,但是VX神經毒劑對空氣的比重是1比9,相當重,所以一旦撒在地上,大約2個小時都還處於危險狀態。

相對於VX神經毒劑,美軍在第2次世界大戰後開發出「二元化學兵器」(Binary chemical weapon)。具體地說,就是將VX神經毒劑分開為兩種成分,在各自的狀態下,毒性幾乎非常微弱,但是一旦裝入炸彈裡面,發射爆炸時讓兩種混合在一起時,威力就相當強大,就是VX神經毒劑。

在馬來西亞發生的暗殺事件,最初是一位女性先在金正男的臉部塗上液體,之後再由另一位女性塗上其他液體,只要幾滴,就可以生成VX神經毒劑,具有強大的殺傷力。一瞬間,金正男的臉部就被生成的VX神經毒劑侵入了。很明顯地,這是北韓模仿美國陸軍的手法。

過去,我曾在書裡面用圖解說明VX神經毒劑作為「二元化學兵器」的特性。雖然,中川死刑犯認為北韓應該是模仿了奧姆真理教的手法,當然也有這樣的可能性,但是或許是北韓閱讀過我的那一本書,而精心策劃了這次的襲擊行動。

野島:的確,在馬來西亞發生的遇刺事件,最初是使用噴霧器,接著再用手帕捂住嘴巴。如果是使用劇毒性的化學兵器,那兩名女嫌犯也不可能平安無事,如果是使用「二元化學兵器」的話,一切就說得通了。

杜教授:北韓在1995年被認為持有大量的沙林毒氣。沙林毒氣與VX同樣是神經毒,製法也很相似。當時應該還沒有核彈,但是以現在的態勢來看,隨時可以在核彈頭裝填毒氣進行發射的備戰狀態。

野島:與中川死刑犯的會面,是否還談到其他的事情呢?

杜教授:1994年9月,我在日本的學術雜誌《現代化學》投稿了一篇關於沙林毒氣與VX神經毒劑等化學兵器的論文,聽說那一期賣得相當好,眾所矚目。中川他說也讀過這篇論文。雖然我執筆時擔心內容遭到惡用,所以刻意簡化許多,但是聽說土谷死刑犯,當初讀了我的文章,認為能夠自行製造VX神經毒劑,所以是自己收集資料後開始研發的。

對於為什麼警察可以那麼快在山梨縣南部的上九一色村即奧姆真理教本部所在地(Satyam)的土壤檢測出沙林毒氣一事,中川死刑犯感到很不可思議。與他會面時,當我告訴他「那是因為我協助警方」時,他話說到一半卻陷入沉默,過了1分鐘左右,開口說道:「喔,是這樣子的啊!原來是老師您幫忙的。但是,奧姆真理教能夠瓦解,真是太好了。不然可能發生更多的殺人事件吧」。

他似乎以為最初的會面應該是最後一次,中川死刑犯在離別時,說:「老師特地從美國飛來見我,我真的非常感謝。與這樣的方式跟老師見面,命運真的很不可思議。請好好保重身體」,讓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之後我和他持續會面,也因為奧姆真理教的整體事件還在審理,判決尚未完結,所以也還沒確定執刑。因此在執刑前,我與中川死刑犯的對話,也還不能全部對外公布。

中川死刑犯也是人,當然希望死刑盡可能地延後執行,他本身對於涉及的事件也感到相當後悔,他被控告參與松本沙林毒氣事件、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以及坂本律師一家滅門事件等,因此確定判處死刑,雖然在松本沙林毒氣事件中,並沒有積極地參與,涉案程度相對較低,應該有酌情減輕刑責的餘地,可是在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和坂本律師的滅門事件裡,他是策畫的主嫌之一,所以才會被判處死刑。

可是,他自己身為醫生,也經歷了許多事情。在實驗當中,對中毒的人進行治療,自己也不小心碰到沙林毒氣一時休克,歷經險境,因為投予解毒劑PAM而救了一命。實際上,在金正男遇刺事件之前,並沒有對人體使用VX神經毒劑的正式紀錄,而中村死刑犯是唯一有經驗過的人。我認為這樣的經驗應該作為紀錄保存下來,但是日本政府等機關似乎把這個建議束之高閣,沒有在進行記錄保存的工作。

野島:在美國,你以毒性學和生物・化學兵器的専家奠定名聲,而你出身台灣,日語也相當流利。你的父親杜聰明先生也是藥理學的專家,對台灣的醫學界有很大的貢獻。 

杜教授:我是從化學的觀點來研究毒物,父親是從藥理的觀點來研究毒物,我父親在鴉片的管理上是位專家,他在學生時代是個愛國意識高昂的人,為了完成中國革命,從台北經由大連抵達北京,打算暗殺當時的權力者袁世凱,特地到袁世凱的住處,要把霍亂弧菌倒入飲水源裡面。可是,當時戒備太過森嚴,只好放棄,死裡逃生再度回到台灣。那個時候,和父親兩個人一起同行前往暗殺袁世凱的是翁俊明,他也是在日本演藝圈相當知名的翁倩玉的爺爺。

父親接受日本教育,母親也曾到日本留學過,在家裡是使用日文溝通。我從台灣大學的理學部畢業之後,到美國留學。在美國結婚,對象也是日本裔,所以一直都在使用日文。但是,真正開始頻繁地往返日本是在發生奧姆真理教的沙林毒氣事件之後。我希望能夠對日本有所貢獻,協助解決沙林毒氣事件,也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中綬章」。雖然我出身台灣,但是也許在台灣鮮少人認識我,可是一來到日本,就湧入大量的演講邀約和媒體採訪,我與日本的緣分真的很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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