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學面臨的嚴峻威脅
西蒙‧海德/文 董恆秀/譯
※ 翻譯者的作為就像門、樓梯，讓讀者不要在外語的圍牆無法進入，引領讀者進入意義與感覺的房間，產生交流的運動。
譯註：這篇由Simon Head 執筆的「英國大學面臨的嚴峻威脅」（The Grim Threat to British Universities），今年一月發表於紐約時報書評，當時閱讀時印象深刻，幾個月來常浮現在腦海，這幾天終於把它翻譯成中文。文中脈絡清楚道出威脅的產生與擴大。雖然題目僅提及英國，但文中也花很大篇幅談美國大學面臨的威脅。台灣的高等教育一向複製英美國家，因此英美大學發生的問題，一樣可見於台灣的大學。大學企業化管理，學校淪為教育工廠，一切以成本效益的原則經營，學者無法在獨立自由的環境下從事學術研究，將嚴重威脅人類文明的進展。曾榮獲普立茲新聞獎的前紐時記者Chris Hadges一再撰文呼籲大家警醒到資本主義將各個領域商品化所造成的非人性。他在《幻影帝國》(Empire of Illusion)一書裡指出，企業藉由名人銷售給我們商品，名人人性化了商品，隱藏了企業的貪婪、殘酷、唯利是圖的真面目。名人文化的幻影不單僅設計來娛樂，更且設計來阻止我們回擊。在一個娛樂高於實質的社會裡，無止盡、不用大腦的消遣娛樂是一種必要。而知性或哲學的思想，需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消化吸收，除非它們也能提供無須費力的娛樂。只要娛樂，不要大腦的結果，整個文化成了皮諾契歡樂島的翻版，在那裡，男孩被以不用上學、無止盡的樂趣的承諾所引誘，結果全變成了驢子，在義大利文化，驢子是無知與愚笨的象徵。在這樣價值與閱讀急速倒退的情況下，提供了一個新極權生長的沃土。
當大學販賣知識有如麥當勞販賣漢堡，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全面商品化，那就是大多數人被奴役的時候。以下是全文中譯：
英國的大學，包括牛津和劍橋，正遭受國家監管的制度圍攻，侵蝕他們全球聲譽之所繫的優質學術能力。這些攻擊的火力主要是源自發端於美國商業學校與管理顧問公司的理論與實務。這些理論與實務經常被嵌入於使用資訊科技的密集管理系統，由IBM、甲古文與SAP行銷，然後販售給諸如英國政府及其科層，包括大學，這些客戶。此一公私部門的聯手已威脅到英國的學術自由，同時這也是對美國的學術自由可以如何受到威脅的一個警訊。
這個制度在英國過去二十年來持續累積能量，這有助於說明何以牛津與劍橋的院長們，以及一般的英國學院，從未明顯加以反對。如同當今英國種種的績效不彰，科層對學院的箝制控管可以追溯到柴契爾夫人時代與其本人。此其間在1985年1月29日牛津發生一起重大事件，大學教職員會議以738票對319票否決授予柴契爾夫人牛津榮譽學位。這項決定是基於「柴契爾夫人的政府對英國整個公立教育體制，從幼兒的預備教育到最先進的研究計畫，給予既深且制度性的傷害。」柴契爾夫人對牛津的厭惡就如牛津對她的厭惡。她攻擊封閉的學院貶低了英國的財富創造者。學院可以通過動議否決她的榮譽學位，她也可以動用國家力量反對學院，而她也的確這麼做。她第一步是充實政府科層裡一個隱晦的審計委員會，用以加緊對大學財政的監管。
從此一政府科層的種子所增生的國家監管結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將其範圍從單純的財務擴張到教學和研究，塑造了一代沒有見識到其他制度的英國學人。從1980年代以降，此一制度更由保守黨與工黨政府所助長，這反應了政黨間的共識，即，為了讓納稅人心服口服，學院必須像業界一般迅速可靠地提出研究成果，而這樣的研究也必須用於英國的公私部門，同時強化私人企業在全球市場的表現。英國政府可以這樣做，因為除了白金漢大學，所有英國大學的研究皆仰賴國家的預算甚深，因此在堅持他們決定研究優先順序的權力上處於劣勢。
除了英國本身的商業學校外，僅少數學界的人知道支配他們生活的管理制度所來自，以及它們如何在牛津、劍橋、倫敦、德倫，與其他大學生根。這之中最有影響的制度始於1980年代末期與1990年代初期的麻省理工學院與哈佛商業學校，然後東移越過大西洋，藉由顧問公司諸如麥卡錫(McKinsey)與埃森哲(Accenture)，在1990年代與2000年代置入英國學術機構，而擔任顧問公司與學術機構的中介角色是英國政府及其科層。所有管理實務，像是「企業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全面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基準評價」(Benchmarking)、「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在過去二十年已然是美國商業學校與顧問公司的中心，而對英國學術生活衝擊最大的竟是較不被注意的「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 )。
在1997年七十五週年的哈佛商業評論專刊裡，其編輯群評斷對其雜誌生命最有影響的管理概念是平衡計分卡。平衡計分卡是哈佛商業學校學術會計師柯普蘭（Robert Kaplan）與波士頓顧問諾頓（David Norton）的共同心血結晶，而柯普蘭居主導地位。柯普蘭的本業是會計，所以平衡計分卡的種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聚焦在統計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 KPIs)的設立、定位和測量。柯普蘭與諾頓認為隨著資訊科技革命與網路電腦系統的來臨，如今已有可能擴大關鍵績效指標的數量和種類，遠遠超出傳統企業關心的季度財務指標，如總收入，淨利潤，和投資回報。
依柯普蘭與諾頓在1992到1996年間於哈佛商業評論發表的文章所闡釋，平衡計分卡的關鍵績效指標應專注在企業活動的四個領域：與顧客的關係、內部企業流程（比如訂單履行）、財務指標（比如損益），以及創新與學習指標。而正是創新與學習指標引發關鍵績效指標的冰雪暴，阻礙危害了過去二十年英國學術界生活。倫敦大學生化學者亞倫(John Allen)在2010年1月寫到他如何學習新詞彙：「我必須學習『績效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測量指標』(metrics)、『成就指標』(indicators of esteem)、『單位評估』(units of assessment)、『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s)這些怪怪的新字眼。」可能還要提到獎牌、榮譽與獲獎等記錄（成就指標）；研究獎助價值被承認；收到研究生與博士後研究生的人數；「研究成果」之「提交單位」的數量與質量。
在過去二十年，英國體制的功能失調特別表現在，英國大學必須努力滿足變動的關鍵績效指標以因應歷屆英國政府的突發奇想。亞倫所指的「影響因素」點到工黨政府在失掉最近選舉前思維上最後的失策。布朗政府特別希望促進研究的效用能跨越學院，對企業有助益。這從布朗的高等教育部長拉米(David Lammy)的談話可見端倪：
由於這些影響是發生在學界圍牆外的事，因此我們建議小組評估研究影響時，把研究的終端用戶，像是企業、公部門、決策者大幅納入，而不僅僅是學者間評論彼此的研究。
由於英國經濟具世界級的唯一主要強項，同時也是大學研究的密集使用者，是製藥工業，任何英國政府所邀請的企業終端用戶在學術研究評鑑中擔任要角的，結果都落在製藥工業，導致其更能嚴密掌控整個英國的科學研究。
這樣的發展的確讓人擔憂，見諸製藥工業為了淨收益而破壞研究完整性的長久不良紀錄，這可見於安吉爾(Marcia Angell)翔實的研究。安吉爾主要研究對象是英國著名製藥跨國公司葛蘭素史克藥廠(GlaxoSmithKlein)，她揭露其以秘密、不正當方式付款給促進該公司藥物一位學界的心理學家做為回報。而為了將該公司最暢銷藥品帕羅西汀(Paxil)的不利研究壓下來，他們同意支付250萬美元的罰款用來解決欺騙消費者的指控。
五月選舉勝出的新的保守－自由聯合政府已表態支持高等教育由中央政府的科層監管，走的是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政府與1990年代梅傑政府的老路。至於新政府是否會採行布朗的關鍵績效指標因素，或端出自己的新指標，則仍未明朗。
不管它怎麼做，此一學術監管制度，將以其關鍵績效指標繼續施加於哲學、古希臘與中國歷史，以及物理、化學和醫學等各學門。中央政府，通常是財政部，決定政策大綱，也就是，分配金額給各大學做研究，而研究優異的定義則決定金額的分配。政府另外設立一個特別的國家科層，位於它和大學之間，處理制度上的行政細節。此一科層繼續在新的聯合政府底下運作，稱為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the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簡稱HEFCE)。
對學術研究的管理，國家的干預製造了一個指揮與控制的科層，以英國財政部為頂端，到最底層的學者──圖書館、檔案室與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而中間則是HEFCE、大學行政組織，與各院所科系。HEFCE監管制度有兩大支柱。其一是學術評鑑(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每六或七年進行學術審查，當HEFCE對前期計畫期間各大學學術成果的質量做出裁決時，就決定了金額的分配。根據HEFCE學術評鑑規則手冊，大學各系必須收集系上教授寫的書、專題論文以及在知名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
為了評鑑，由大學科系推選的學者必須提交給學術評鑑四項研究成果。離現在最近的2008年學術評鑑，總共有52,409位學者提交，超過200,000項的學術作品送達HEFCE。在此之前，2001的學術評鑑，這些如雪崩的學術作品數量大到需存放在靠近HEFCE於布里斯托爾總部一座不用的機棚。這些項目由HEFCE設立的審查小組的學者審查，涵蓋每一學門，從牙科醫學到中世紀歷史，2008年的學術評鑑計有67個學門。每個審查小組通常由十到二十位專家組成，這些專家是由其相關科系的人員所推選，必須完全遵循HEFCE為學術評鑑所立的規則。
審查小組必須給每個提交的作品四個等級中的一個，範圍從最優的四星，給「就原創、重要性、嚴密而言，具有世界領先素質」的作品，到「具全國認可的原創、重要性與嚴密」卑微的一星。
前牛津萬靈學院院長，人類學者戴維斯(John Davis)，曾這樣批評學術評鑑，說他們的「儀式膚淺，因為他們未深入到核心。」我尚未見到哪個人真的相信學術評鑑委員會的審查小組，在低薪資、短時間內要篩選成千學術作品的情況下，可以公正對待那些稱得上是「就原創、重要性、嚴密而言，具有世界領先素質」的極少數作品。不過對審查小組有此期待是錯解學術評鑑的要旨。它的根在企業界，非學術界。它不折不扣是政客施加在學者身上的一種「品質控制」儀式；學術評鑑等級是關鍵績效指標的原料，政客與官僚可以對這些等級順序上下其手，以示學者有無供給納稅人繳稅的價值。等級最多只是勝任能力，而非優越的評量。
雖然如此，大多數英國學界人士仍然覺得他們必須與HEFCE合作，因為它的第二支柱是學術評鑑結果宣布後的撥款程序。這正是此一制度的尚方寶劍，因為一旦學術評鑑不理想，學術部門拿到的錢就少。這些規則的聰明之處可以看出它們源自麥卡錫、埃森哲、永安(Ernst and Young)的顧問世界，當然還有平衡計分卡。當學術評鑑的期限靠近時，大學各系所並不知HEFCE會對他們做出怎樣的財務懲罰，若他們未能取得最高等級；他們僅知懲罰會很嚴重。更且，這些懲罰關乎各學系學術評鑑上的學者表現，因此在學術評鑑期限幾個月前學者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一位任教牛津人文科系的朋友在2007年秋季就有過這種遭遇，當他奮力趕在學術評鑑期限前完成一本他終生計畫的書時，卻眼看著HEFCE的12萬美元撥款就要落空。
在牛津，事情通常是以刻意放低聲音來強調的方式處理。不出兩天我朋友就接到系上學術評鑑的「生產線經理」（同系教授被選來監督他投給學術評鑑的作品）幾通嚴厲、毫無商量餘地的電話，提醒他作品的進度到哪裡了。HEFCE撥款的過程將這種由大學各系與大學中央行政人員對研究的微觀管理合法化。該制度明顯地將英國大學裡的權力平衡從學者專家轉移到經理人。目前「經理人」的範疇涵蓋了大學中央行政人員的專業經理人與各學系和部門的資深學者，這些學者對提交給學術評鑑審查小組的作品負有責任。他們的身份成了既是學者也是經理人，這導致他們要為取悅HEFCE的代理商而煩心，不管他們喜歡與否。
那麼位在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學術評鑑(RAE)制度的接收終端是什麼滋味，特別是事業剛起步的年輕學者？底下是一位非常有前途、在倫敦地區新興大學之一任教的歷史學者的證詞：
將人文科學的學術科層化誠然是一種對精神的粉碎。我可能正著手一篇極端主義，這是我的研究領域，要投給一個著名的學術期刊，而我的學術評鑑生產線經理卻立刻專注在期刊的影響力，我文章引文的數目，文章頁數，或期刊的出版者。這些學術經理人的干擾真是無所不在、到處蔓延。不管我的文章有怎樣的好，或對這個領域有怎樣的推進，很快地變成次要的議題。所有這些或許都可以添加到學術「生產力」，不過這值得出賣我們集體的靈魂嗎？
由英國大學校監（行政首長）組成的團體「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在2000年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這位年輕歷史學者表現出的挫折與士氣低落，普遍存在英國的學者之間。其中心小組批評「工作量更大與工時長、資金導向的決定、疏遠的資深管理小組與內外在問責制的更大壓力。」關於HEFCE/RAE制度對英國學術造成的傷害最有利的證詞不是來自於學者，而是來自貝格禮(Richard Baggaley)，普林斯敦大學出版社歐洲出版部主任，一位對英國學術成果品質有敏銳觀察的人。
寫於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2007年5月，貝格禮悲嘆他所看到的「在英國學術院存在一股短期主義與關注狹窄的趨勢。」在自然與社會科學裡，是以「要出版期刊文章的強烈個人與群組壓力」的形式表現，寫書非常不被鼓勵，特別是寫一些可以使他們學門鮮明，他稱為「大思想的著作」。貝格禮將此一反對書的偏見直接歸咎於學術評鑑的扭曲效應。期刊文章適合學術評鑑，因為它們可以及時在學術評鑑最後期限安全地完成與接受同行評審。而如果它們是登在權威期刊，這種同儕認可將給評審小組成員留下深刻印象。
為了能在頂尖期刊出版的壓力，貝格禮寫到，也增加了投期刊所好、不要威脅學門裡的現狀、嫌惡冒險與較少創新、專注在小增量步驟，避免大圖像跨學科工作的傾向。
在人文科學裡學術評鑑的偏見也表現在對180–200頁的專題論文、對極其特殊、謹慎與漸增的調查結果的喜好。這種專論裝訂成書乏人問津，不過確實有好機會能在學術評鑑的期限前完成與被同儕審查。牛津主流書店Blackwell的一位書商告訴我，當學術評鑑的期限迫近時，他對如滾雪球般的專論這類書甚感恐懼。
貝格禮沒有提到超越學術評鑑之外，促使英國學者的研究表現出「短期主義和專注點的狹隘」更進一步的一套做法。這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報告與審計負擔不單僅是來自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HEFCE)，也包括其姊妹科層，像是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QAA)與學者本身大學的行政人員。此即是「英國大學」在其報告所指的「內外在問責制的更大壓力」，也就是一般所知的「審計文化」。審計文化要求學者浪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生產冗長無意義的報告，浸泡在管理顧問的行話裡，以便顯示自己在組織教學、研究和學術部門的運作所選擇的「過程」，符合管理上「最佳實踐」的規定，這個規定是由英格蘭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或大學本身的行政部門所制訂。
在HEFCE的字典裡，「品質」、「卓越」這些字越來越空洞。HEFCE的制度對英國少數世界級的大學──牛津、劍橋、倫敦大學的許多學院，尤其危害更大。原因在於這些大學的聲譽建立在他們第一流研究的能力，而這正是最被HEFCE粗糙的管理主義所威脅。在英國仍然有學者無視於HEFCE與學術評鑑，繼續書寫一流的作品。不過對待這些大學有如大不列顛有限公司的研究部門，英國政府與HEFCE將學者貶低為一個公司階層制度的較低階層，圍繞著他們的是滿口標竿、獎勵、處罰的管理好事者。
而這些方法在美國學術界的廣泛度又如何呢？若這些甚具美國時代精神的實務只在國外泥土茁壯，將是令人驚訝。在美國，高等公共教育是由各州負責，而私立大學的權力可以確立不會有美國式的HEFCE 行使獨佔者撥款給所有學門研究的權力。學院終身職所提供的終身雇用保障（在英國早已不存在）， 給予資深教授（2007–2008佔高等教育師資48.8%）挺身對抗大學經理人與防止美國版的學術評鑑的發生。不過他們在此過程的成功也顯示這之中許多人所議訂的可疑交易：相對較少的教學時數，特別是他們通常被要求在大學部的教學時數，而獲得的回報則是他們可以不被打攪地做他們的研究。
這個結果是，在美國，學院管理主義的負擔主要是落在教學而非研究，大學行政人員所達到的控制效果與英國政府相當。修司特(Jack Schuster)與芬克爾斯坦(Martin Finkelstein)在其合著的《美國教職員：學院工作與生涯的重構》一書中提到，將工業模式施加在教學上，特別是大學部的教學，對非菁英公立大學、兩年制的專科與社區大學造成極大的傷害，而這兩者加起來佔據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的絕大多數。
甚至在當前金融危機重創前，這種水平的下降因為州政府與地方政府降低撥款而延長持續，造成廣泛的影響，迫使大學經理人的作風越來越像企業經理，對待學系有如「成本中心與收入生產單位」。根據史樓特(Sheila Slaughter)與羅茲(Gary Rhoades)在其《學術資本主義與新經濟》中所檢驗的，在十一所研究型公立大學裡的科學、數學和工程學系，我們發現其中一條生產線「學生學分小時產量」(student credit-hour production)的增加，已成為「以獎勵為基礎的預算機制」之管理目標。
德州A&M大學－學院站(Texas A&M University of College Station)提供了教學工廠決策的一個極端例子。2008–2009學年，大學行政單位給每一位教師一份「損益表」，其中教師薪資的「損失」可不可抵銷，是依教師人員以「學期學分小時」的形式產生的教學收入而定。薪資的「損失」超過教學收入的教授被標記為紅色。一個教授的研究、出版記錄與可能獲得的研究補助價值，不列入損益表。所以具終身職、教授俄國歷史的唐寧(Chester Dunning)教授，縱然擁有研究與出版的傑出紀錄，卻被判定是個為大學製造了26,863美金的虧損者，因為他的薪資收益為112,138美元，遠遠超過其學期學分小時所吸引的85,275美元。
史樓特與羅茲在《學術資本主義與新經濟》中針對研究型公立大學系主任訪談的結果描繪了，讓我們可以感受到教學的量產是如何具現在教室裡：「這整個就是行銷。整件事就是你加工處理了多少具人(bodies)。行政人員確實使用這樣的名詞。」再次地，「基礎化學課就像有賺頭的牙醫，可以迅速製造許多收入。」不過當教師的輸出（也就是其教學量）被行政人員規劃要增加時，教師人數及其報酬卻必須嚴格控制。有一個系設立了一個不需多所花費就能經營的專業碩士課程，因為授課者「部分或多數為兼任教師或博士班學生」。
這些兼任教師與博士班學生屬於學院的臨時勞動力，他們是短期契約雇用擴編的學院軍隊，許多是兼職，不太有工作保障或福利。這種工作場所的重構，是修司特與芬克爾斯坦對美國學院雇用趨勢傑出研究的主題，在他們的《美國教職員》一書裡，這種趨勢可從其全面檢驗的資料看出。他們呈現過去三十年來學院非終身職、沒有穩定福利的臨時勞動力驚人的成長，凌駕企業界臨時工的雇用。
1993年到2003年之間所有以短期契約雇用的全職、無終身職可能的新進教職員的比例從50%增加到58.6%。此一重構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就無任何減緩的跡象：1976年到2005年之間全職的臨時勞動力成長了223%、兼職的臨時勞動力成長了214%，而終身職與預備終身職(tenure-track)的勞動力僅成長則17%。
學院臨時勞動力的成長將呼叫中心與沃爾瑪大型賣場的經濟學帶進高等教育。經理人擁有這些臨時的學術工作者（他們之中僅少數有固定的契約），即可隨時支配一個低成本、可以任意雇用或開除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依市場指揮可被縮短或加長工時，處在這樣的劣勢很難要求較高的薪資。
德州A&M大學在其薪資帳冊上給每位學者的損益報表上，所列的詳細統計證據，顯示了何以此一學院臨時勞動力的擴張對大學行政當局有如此大的吸引力。2008–2009年間該大學傳播學系非終身職教師Stephanie Juarez，據說對大學的效益較之她的預備終身職同事Tony Demars高出四倍多。這是因為Juarez不僅在「學生學分小時」的產值較Demars高，113,960美元對98,838美元，更且因為是非終身職，所以她耗費大學的薪資成本僅預備終身職Demars的一半再多一些，43,447美元對82,969美元，因此帶給該大學86,411美元的生產利潤。
修司特與芬克爾斯坦在《美國教職員》最後一章，表列教職員重構的成本與效益，同時也試圖展望一個由學院的臨時勞動力所主宰的後期終身職學術世界本質上是何模樣。他們對學術界未來的概念包括：學者更大的職業分層，終身職與非終身職教職員的區別，以「顧客服務」取代學科做為教學的組織原則；學術生活企業化，把教職員當作馴服的專業人員，較少強調學術價值；教職員與機構之間一份重新交涉的社會契約，彼此忠誠度降低，行政監督學術事務增加；藉由一個新的巨大的學術普羅階層強化獎勵學術明星制度；終身職保護的職位趨少導致學術自由的限縮。
由平衡計分卡與自動化管理系統目標導向的狂熱造成大規模全球金融危機，是否可能撼動那些認為同樣的方法適用整個學院的人的信心？不過，隨著經濟衰退蠶食大西洋兩岸大學的預算，時局對那些希望自有害的管理體系中解放學術與教學的人並不利。這種解放也需要學院本身更強大與更有組織的抵禦和反抗。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