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合法化議題在近年台灣的立法討論中持續引發爭議。支持者主張，代孕是個人身體自主權的展現，只要雙方合意、訂立明確契約，即不涉倫理或公序良俗問題。然而，若從法律邏輯與制度正義的角度檢視，這類主張潛藏多重矛盾與不當簡化。
首先，「身體自主」並非一個可無限擴張的權利概念。若主張代理孕母未侵害婦女自主，那可否假設立法明文禁止任何酬勞？若代孕真出於自主與利他精神，理應在無報酬條件下仍有人願為之；然而事實上，多數代孕行為皆以金錢為對價。這說明自主選擇往往是經濟壓力下的結果，而非真正自由意志的展現。此種「被迫的合意」，在法理上無法成立為完全合法的契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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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將「雙方合意」視為正當化一切契約的唯一條件，亦屬誤解。嫖娼亦可謂雙方合意的交易行為，但我國刑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仍視其違反公序良俗而禁止。倘若社會不容許「身體作為租賃標的」之性交易，何以在懷孕這更具人格性與倫理後果的領域，反而允許以同樣邏輯包裝「子宮租用」？以契約之名行人體商品化之實，等同對公序良俗原則的根本動搖。
再從契約法理分析，代孕契約究竟屬於「租賃」抑或「使用許可」？若視為後者，理論上雙方應可隨時終止關係，就如電影票或音樂會門票，而孕期顯然不具此特性；若視為租賃契約，則承租人對標的物享有於特定期間的佔有與使用權，進而衍生出對孕母身體的部分控制。這樣的物化邏輯，直接衝撞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之人格尊嚴與身體完整原則。且在契約終止與胎兒之權益衝突下，法律上勢必陷入「兩造皆有權、胎兒無所歸」的荒謬處境。
此外，實務上擔任代理孕母者多屬經濟弱勢群體。商業化代孕制度看似開放選擇，實則為資本強勢者合法化以經濟利益交換他人身體控制權的手段。法律若為此開門，其後勢必演化為階級性的再生產：有錢人購買生育，貧窮人出賣子宮。這並非自由的實現，而是市場邏輯滲入人格領域的制度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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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立法者真認為代孕在特定情境下可被容忍，例如在親屬間無償進行，本無須創設完整的商業化機制。現有民法與親屬法架構已足以調整此類私人間信賴契約。若以「保障弱者」為名，反助以契約形式合理化壓迫，則立法者所引入的，實為對弱勢婦女的結構性侵害。
因此，在現行法秩序下，代理孕母合法化不僅無法以契約自由或身體自主為正當化基礎，更可能違反憲法上的人格尊嚴與公序良俗原則。法律不應成為市場化身體的護航者。凡涉及生命與生育領域的制度設計，立法者應以保障人之尊嚴為最高原則，而非以契約自由之名，掩飾權力與貧富之間的深層不平。
作者／江建祥律師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逐條審查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力推代理孕母入法的民眾黨立委陳昭姿(左)，在議事人員宣讀法條時和衛福部長石崇良交換意見。 圖：張良一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