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週刊報導兩年前在台灣病故的香港著名政論家李怡的兩個女兒提告李怡晚年的妻子邱近思，認為他們的婚姻是李怡無法做主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包括假簽名等，從而認為邱近思盜領遺產，並在破壞李怡的名譽。

李怡比我年長兩歲，我與李怡、邱近思都有近40年的交情，這兩年也大致看了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與邱近思的《我與李怡：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因此想從特殊角度發表一些看法。

九七前後香港有四家反共政論雜誌，依照創立的先後：1，《七十年代》，後改為《九十年代》；2，《爭鳴》月刊、《動向》月刊；3，《解放》月刊，後改為《開放》月刊；4，《前哨》月刊。大約1983年後我每個月都有撰稿給這些雜誌，尤其是《動向》，最多時一期用不同筆名寫4篇；《前哨》後期因為請來一位反台獨的總編輯，我就沒寫了。

《七十年代》1970年代初由李怡創刊，對象是學界的保釣人士，因此是左傾的。文革結束後李怡做了反思，改變立場，得罪了掌管僑務的廖承志，被列為“反動刊物”。《爭鳴》與一年後出版的《動向》創辦人溫煇原是香港《文匯報》中層幹部，1970年代末期創辦雜誌後因為對共產黨太了解而以“半地下工作”形式經營，雜誌社成員完全不參加外界的社交活動，地址保密，在寬門面的20層大樓最高層的最左與最右兩端有兩個進出口，它也被列為“反動刊物”。《解放》1987年初問世，主要創辦人是許國，出身左派的長城電影公司，後來是《明報》出版社經理，以“哈公”為筆名寫粵語反共怪論（反諷文體）著稱，雜誌創刊後半年，哈公不幸肝癌去世，隨由小股東的金鐘（冉懋華）接手，後改名《開放》。《前哨》是1990年代初期由劉達文創刊。金與劉都是1980年代從中國移居香港的。

毋庸違言，這些人當中，博覽群書、學問淵博的是李怡，雖然學歷不高。加上儀表堂堂、西裝革履，有“香港保羅紐曼”之稱，加上他的社交圈子是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因此給我“文人貴族”的感覺。《九十年代》的主要工作由執行編輯方蘇在做，1998年方蘇不想再做時，李怡也倦勤而停刊，成為最早“打烊”者，李怡後來為壹傳媒吸收。金鐘則因夫妻分居港美兩地而在2014年收攤。《爭鳴》、《動向》則在2017年溫煇以96高齡在美國去世後停刊。《前哨》則在2020年武漢肺炎侵襲香港，中國遊客止步後停刊。

邱近思以初生之犢的身份來香港，不久到《九十年代》工作，我與她也熟悉。她很容易對李怡產生傾慕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只看李怡的回憶錄，看不到李怡的全貌，再看邱近思這本書，詳述了她是李怡的“外遇”對象，就填補了李怡在個人感情方面的若干空缺，還原李怡的一些全貌。邱近思敢於寫出這些，還得有相當勇氣，也和外部的一些壓力有關。當我知道李怡在台灣時，內子邀請他一起共餐，也是邱近思陪他來的。

參加李怡的追思會時，我對邱的身份就有一些懷疑。因為主持人似乎漏出“家人”的訊息。會後與她見面，她坦言他們已經結婚，不過當時出版社出版李怡回憶錄與追思會時，唯恐焦點轉移而隱瞞這點。現在修成正果固然可喜可賀，然而未免遲了一些，更沒有想到還有李怡女兒的官司纏身。邱近思可以快速寫成這本書，並配有兩人當年的親密照片，包括到國外旅遊的照片，當然是事實，不用花時間去編造與找尋，何況當時她還有記日記。

如果講到“小三”，自然不能不提到“正宮”。我在香港時打聽過李怡的太太做哪一行業，得到的答案是做“大陸生意”，因為1970年代末已經是反動刊物，她還能做中國生意，所以我記得很清楚，也希望在李怡的回憶錄裡得到答案。

李怡以“齊辛”筆名每週一在《信報》發表專欄時，我正好是該報評論版的編輯。這次看了回憶錄才知道那是“齊心”的意思，是他和太太梁麗儀合寫的。梁麗儀是香港的紅色家庭出身，回廣州讀大學，畢業後在廣東工作，與李怡分居兩地。李怡本名李秉堯，廣為人知的筆名是李怡，我也把李怡當真名，因為取“麗儀”的諧音，才知道兩人感情之深。梁於文革期間在中國也受到衝擊，所以對文革的感受比在香港的李怡深，因此鼓勵李怡寫相關評論文章並給予協助我是理解的。然而不可能每篇齊辛的文章都是兩人合寫，否則根本寫不出來。這是李怡在回憶錄裡要提高她的地位之故。

我與梁麗儀有一面之緣。有次到《九十年代》辦公室，梁由裡面走出來，雜誌的同仁向她介紹我是林保華。她一定了解我也是雜誌的長期撰稿人，但是她連頭都不點就立即轉身進去，讓我十分驚訝。而她的服飾與李怡更是大異其趣，就近似當年的中國馬列老太太一樣。去年我問香港另一位名作家陶傑，他也主動說出這點。

2004年群策會因為香港為基本法23條立法失敗而開國際研討會，連開兩天，香港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和涂謹申受邀，我也受邀從美國來開會，會上還有許多港澳記者。主持人是翁松燃教授，會議第二天，翁教授突然說李怡來台北了，他邀請李怡來與會，結果那天下午最後一場的圓桌會議，李怡唯一穿了夾克衫發言，調子也與眾不同，批評會議目的是希望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台灣才開心。顯然他當時表達了反台獨的立場。然而2008年梁麗儀去世後，他在香港卻是傳統泛民主派中最早轉向大力支持本土派者。讓我想到是否梁麗儀去世後，他少了羈絆，可以自由發揮？

李怡的回憶錄裡沒有提到這場論壇，我的回憶錄裡有，因為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而且他的回憶錄裡沒有提及梁麗儀是不是中共黨員。這種根深描紅的紅二代，絕少不是共產黨員者，否則她也很難繼續做中國生意。如果一個反動，一個是黨員，這個家庭如何維持？按照老規矩是必須離婚，然而如果統戰的需要，兩人保持婚姻關係，則可以互相牽扯。

這也是我看了邱近思的書以後，以兩人當時夜裡電話的密切，梁麗儀怎麼會不知道？雖然
邱近思了解他們夫妻幾十年的深厚感情，沒有愛情也有感情，因此沒有要破壞他們家庭之意，也常掙扎要斷絕這個關係。然而精明的梁麗儀會毫無所覺？然而如果維持關係是組織的決定，她也必須服從。這也是李怡不願說明的，也很難說明的，更是台灣人難以了解的。如今相關人已經作古，邱近思也很難了解真相，這是所有回憶錄裡難解之謎，只能存疑。

邱近思決定打這場法律戰，為的是要出版李怡的全集，這除了她沒有人能夠完成。祝福她一切順利。我也希望雙方可以和解。第一，李怡的遺產夠多了原先已經有部分已經去了加拿大，現在留下來的，用來處理他的後事，包括出版全集等等，也需要費用。第二，官司打下來，對李怡的名譽只能更加不利。邱近思也透露，我也耳聞，李怡來台灣前，似乎在香港也有較親密的異性朋友，如果再爆出來什麼，不是更難堪？以我的性格，給我再多的錢去處理繁瑣的後事，我也不幹。我也最不願評論私人感情問題，因為非常複雜，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大家還是適可而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