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賴清德副總統的投書外媒，以「我保衛台海和平的計畫」為題，敘述未來將全力強化國防嚇阻力、提升經濟安全、展開民主夥伴合作，並維護兩岸現狀，透過上述「四個支柱」帶來台海的永續和平與國家的繁榮。

在台灣面臨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下，能向國際傳達訊息，與世界意見領袖互動甚為重要。無論藍白的立場為何，面向國際的台灣，能登上國際舞台的總統，這對台灣只有加分效果，對保障台海安全也有貢獻。

可惜的是，柯文哲與侯友宜對國際發聲似乎比較陌生。當侯友宜拋出當選恢復役期四個月議題，接著親上火線重申「兩岸和平前提說」、加入「持續對美軍購說」，自己翻車澄清不夠，金溥聰還要加碼解釋。而柯文哲從2011年到2023年，總共提出了3次對九二共識的見解，從「下跪」說到「尊重」說，再到今日的「定義不明」，可謂是立場搖擺，核心價值也變變變。

相對而言，賴清德的政策論述越來越明朗，要如何改革國防以嚇阻中國武力威脅，透過多元貿易及新興產業的配置強化經濟安全，與民主國家建立更緊密的合作，並以穩定且具有原則的兩岸領導力維持兩岸現狀，這些「戰略清晰」讓選舉節奏重新聚焦在國家當前的利益與挑戰之上，不讓藍白「戰略模糊」主導議題。

深入觀察，「台海安全」議題已經脫離統獨，出現面向國際的發展，代表了台灣安全戰略典範的重大轉移。因為中國崛起後開始展現稱霸的意圖，民主同盟國家也發現中國對其施壓的作為與其對台灣的脅迫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意即國際認為「中國威脅」不能以統獨問題來分析。

當台灣什麼都沒做也都沒說的情形下，中共對台之所以會加大軍事威脅，主要是獨裁體制對民主體制的敵意。再者，民主同盟國家注意到台灣對世界不可或缺的存在價值，如果持續放任中國對台威脅以致之後出現台海軍事爭端，民主國家的利益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在台灣民主轉型初期，國際安全專家面對上升的「台灣認同」，往往基於其可能挑戰一中政策，而傾向將「台灣認同」視為改變現狀的麻煩。此刻，歐美國家的「台灣認同」有助於防衛民主共同體，能夠在中國侵略台灣時凝聚集體抗敵意志，「台灣認同」的重要性因此被提升，主導國際安全議題的建制派對「台灣認同」的疑慮也有所下降。各國「台灣認同」被國際視為是捍衛民主的韌實力，不是改變現狀的麻煩製造者。

隨著2024大選到來，國際關注蔡英文的政治資產轉移，任何人的國際外交決策，一定要注意持續性與可預測性。在蔡總統治理之下，「四個堅持」讓台灣的國際信用可觀，台灣不需要證明自己不是出問題的一方，反而是中國需要向國際證明北京沒有製造問題，以及台灣才是問題的來源。深厚的國際信任，讓台灣的外交政策有相對優渥的空間。

當國際信用只集中在蔡總統個人身上，無法確保這樣的信任感會直接轉移到下一位總統身上，這個問題一方面與台灣幾位總統候選人在對外事務戰略思考的南轅北轍，特別是如果出現政黨輪替後，很可能在國防、外交、以及中國政策上都會出現大轉折。

藍白沿用國民黨的「兩岸高於外交」的錯誤路線，必然會給台灣帶來災難。更重要的是，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是無法從兩岸關係進行理解。

當兩岸的互動架構已經改變，這也意味著在經濟安全上，台灣更須將對中國的經濟策略與印太盟友對中國的經濟策略同步，並尋求協調一致，這也意味著台灣的中國政策無法自外於印太戰略對自由與開放的要求，這代表鞏固人權捍衛民主的基本價值必須帶回到對中戰略中。

過去從馬英九執政後外交休兵的結果，導致對中國宗教自由、西藏、新疆等人權問題的關注也跟著噤聲。如今藍白對中國人權問題，不管是為了「和諧兩岸關係」，或是「避免羞辱中國導致不必要的兩岸關係緊張」等，發言次數都相對較少。

眾所週知，台灣對中戰略必須包含有價值對決的政策，即便台灣高度自制不挑釁中國，但因為台灣實行民主體制，中共就視其為威脅。台灣越民主，在國際上越受歡迎，中國就會越被激怒，進而想加快統一台灣的腳步，以便將這個問題做一勞永逸的處理。

因此，台灣的中國政策不僅不能忽視意識形態的鞏固，也需要在意識形態層面主動回應。中國自信的缺乏以及對台灣民主的疑懼，而不斷對台灣發動攻擊，總統參選人沒有論述，或是論述迎合中共所需，都難以繼承蔡英文總統的國際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