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超過60年來首次出現負成長，去年底人口數為14億1175萬人，2021年為14億1260萬人，外媒指出，中國人口下降恐帶來地緣政治效應，建議美國政府應採取3項行動，來避免中國對外侵略，包括強化威懾力、貿易戰休兵，以及捍衛人權。
專欄作家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中國人口逾60年首次減少，上一次中國出現人口減少的情況，是因為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導致全國約3600萬人死於饑荒，這次人口減少的原因則是因為中國年輕人不想生小孩，與許多已開發國家面臨同樣的問題。
史蒂芬斯認為，目前中國人口下降的幅度還不大，據中國政府的資料，去年有956萬人出生，1041萬人死亡，而該國總人口數高達14億人，佔比不大，不過，從長期趨勢來看，北京面臨嚴峻考驗，在1978年鄧小平實施經濟改革時，中國的年齡中位數為20.1歲，到了2021年，年齡中位數增加為37.9歲，超越美國。
另外，中國的生育率為1.18，但維持穩定人口的生育率須為2.1，該國還有男女比失衡的問題，截至2018年，中國男性人數比女性多了3400萬人，這是過去一胎化政策下許多女嬰遭墮胎的結果。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也持續減少，一位政府發言人指出，到本世紀中期，這個數字會下降至7億人。
他指出，不管對中國本身或其他國家來說，這都不是一個好消息，中國越來越有可能「未富先老」，數億中國人必須經歷孤苦潦倒的晚年，曾擔任摩根士丹利全球策略師的夏爾瑪（Ruchir Sharma）表示，人口下降通常與經濟衰退相關聯，人口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經濟成長大約也會下降一個百分點。中國作為重要的出口樞紐和廣闊市場，過去40年來一直是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推動力，它的衰退將會影響全世界的經濟。
史蒂芬斯強調，最可怕的是，中國衰退恐帶來地緣政治效應，如果是民主國家面臨經濟問題，民主國家會向內審視，避免從事冒險行為，但當獨裁政權發生同樣問題時，它們不會藉由經濟及政治改革處理國內人民的不滿，反而會開始關注外部事件，並傾向於對外冒險行動。
他說，北京的經濟成長率已來到40年來最低，近因當然是習近平對COVID疫情的處理是一場災難，先是嚴厲的疫情管制措施、拒絕外國疫苗、又突然解除限制，以及不斷說謊。但中國經濟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陷入困境，包括：中國房市面臨泡沫化危機、前所未見的資本外逃、香港「一國兩制」的終結，以及華為等中國企業因間諜活動與竊取智財問題，在西方國家越來越不受歡迎。
史蒂芬斯提到，如果中國有一個務實的政府，或許能應對這些挑戰，但習近平於去年10月史無前例的展開第三任總書記任期，而他任命的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是唯命是從的人，當經濟情況逐漸惡化，他們更有可能選擇以侵略行動來解決問題，如同1982年面臨嚴重通膨問題的阿根廷政府，對福克蘭群島採取軍事行動，以及1990年面臨破產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樣。
他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做三件事，第一，強化威懾力，烏克蘭軍隊若在戰場上有力抵抗俄國，北京會學到教訓，知道拿下台灣沒有如想像中這麼容易，美國應儘早幫助台灣取得易操作、敵方難以瞄準的武器，如「刺針防空飛彈」（stinger missile）、標槍反戰車飛彈（Javelin missile），美國越是幫日本、澳洲等盟友強化其軍隊，對中國的區域野心就能產生越大的威懾力，美國目前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很多，但它需要做的更多、更快。
第二，貿易戰休兵，藉由川普政府的關稅措施來懲罰北京，會惡化與中國的關係，且讓雙方經濟都受傷，美國應該撤回對中國的關稅措施，換取中國保證不會透過駭客攻擊美國機構，如果中國違反這項約定，則可重啟比現在更加嚴厲的關稅措施。
第三，捍衛人權，美國國務院應該把握每一個機會，為中國的異議人士挺身而出，包括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中國政治犯秦永敏等人，應該像1970年代的蘇聯人權運動家沙卡洛夫（Andrei Sakharov）、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等人一樣，被美國人民所認識，美國國務院在每場與中國官員的雙邊會談中，都要提到這些中國異議人士的名字，不僅出於對他們生命安全的擔憂，也是提醒美中之間最根本差異不在戰略，而在道德。
面對中國威脅，我國國軍積極演練。 圖：取自國防部軍聞社（資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