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理察（Marthe Richard）法案關閉1400 家妓院的近80年後，一直被官方明文禁止的妓院，是否要重新開設的議題，成為法國社會辯論的焦點。
為打擊街頭和網路賣淫，極右政黨國民聯盟（RN）正在準備一項法案，授權在法國重新開設妓院，以合作社的形式管理，由性工作者們自己經營。國民聯盟議員唐吉（Jean-Philippe Tanguy）譴責了2016年通過法案的虛偽性， 「將嫖客定為罪犯，反而加劇性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困境，使性工作者們重新陷入令人震驚、骯髒的境地，迫使她們越來越多地在黑暗、隱蔽且極其危險的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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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吉告訴《世界報》，他年輕的時候，作為志工參與援助性工作者的協會「婦女巴士」，在布洛涅森林親眼目睹世界的殘酷一角，這些女性的困境、苦難和每日的恐怖經歷，「她們遭到毆打，有時甚至被割喉，卻無人問津 ，那裡只有刺骨的寒風、無處不在的暴力、性病的威脅以及被社會拋棄的絕望」。他還記得在聖拉扎爾街區遇到過一些年邁的性工作者，她們談起自己的職業時則帶著自豪。
這位39歲的年輕政客表示，他提倡設立的新型妓院，會規避傳統妓院存在老鴇剝削壓迫性工作者的矛盾，採用合作社模式，性工作者們可以自由加盟、開辦妓院，更為自主地經營生意，「保護性工作者的唯一方法，就是讓性工作者自己當家做主成為自己的老闆，成為自己王國的女王。」這項法案是他長期接觸性工作者，傾聽她們的想法之後形成的深思熟慮。
根據《巴黎人報》的估計，現今仍有約 3 萬人從事賣淫活動，這還不包括臨時性工作者的人數近 6 萬人。唐吉認為自己的構想與百年前被老鴇和黑幫控制的剝削魔窟截然不同，「這絕不是要賦予任何形式的拉皮條或奴役權力」，將承認她們的工作，並允許性工作者繳納社會安全保險金，享有失業救濟金和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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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對使用「妓院」一詞，因這兩個字承載了太多灰暗的歷史記憶，「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名字，一個代表安全與自主的名字」，至於要用什麼名字，唐吉還沒想出來。
重點是這項提議居然得到了國民聯盟精神領袖勒彭的全力支持，眾所皆知她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一直模稜兩可，甚至曾簡單粗暴地建議遣返外國性工作者。但在目睹現狀的惡化，保護這些女性免受街頭暴力的侵害，似乎也成了她核心政治主張的安全問題延伸。很多媒體於是調侃勒彭，說她想做「法蘭西最大的老鴇」，也揣測國民聯盟想通過討好性工作者和嫖客，為2027年大選做準備。
對妓院的關注，揭示了國民聯盟的新維度，雖然尚未正式提交提案，但唐吉已希望就此問題展開辯論。國民聯盟主席巴德拉（Jordan Bardella）對這一想法表示支持，並譴責政客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虛偽」。他認為封閉的空間總比布洛涅森林裡的貧民窟要好。巴德拉認為，由性工作者經營的妓院重新開放「是一個安全問題」。
唐吉的願望與近年來全國範圍內旨在廢除賣淫的趨勢背道而馳。社會黨歐蘭德政府在2016年通過「廢除賣淫」法律，將嫖客定為刑事犯罪，允許對嫖客進行處罰，同時也為性工作者提供了一條擺脫賣淫的途徑，包括社會支持體系和發放居留許可。
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警方一旦抓到賣淫嫖娼，首先會放過性工作者，然後對嫖客處以1500歐元的罰款甚至監禁。「這種操作看似在寬容性工作者，實則會讓她們的處境更加艱難」，唐吉憤怒地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虛偽的巔峰」。他指出，就算買春成為一種犯罪，嫖客們也不會憑空消失，他們只會變得更加驚恐、多疑，要求去更隱蔽、更偏僻的地方交易。
於是，性工作者們不得不離開相對安全的街區，鑽進更深的樹林，躲進更黑暗的角落。在那裡，沒有監控，沒有人煙，只有無盡的危險。唐吉悲憤法律「將行業推向地下，推到了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而那些見不得光的地方，更容易滋生傷害女性的暴力行為。」
「十年過去了，法律完全失敗。賣淫業已面目全非。」從事這行業的德倫克洛斯 (Anaïs de Lenclos) 表示，賣淫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人需要賺錢才能生存，法律只是扭轉了權力平衡。「以前，我們可以強加我們的條件，現在，是顧客在這樣做。」結果是 「暴力激增，無保護性行為的數量也激增，因此污染越來越多」。
歐洲法律與司法中心 (ECLJ) 主任普平克 (Grégory Puppinck) 表示，「我們必須以事實真相來看待這個提議，如今，更多的是年輕、不穩定的 19 歲學生或塞內加爾婦女成為網絡賣淫的受害者。 » 全國4萬名賣淫者中，四分之一以上是未成年人，80%是外國婦女。後者大多是有組織犯罪網絡的受害者，主要來自北非、南美和東歐。
除了唐吉，國民聯盟其他成員也支持妓院合法化，主張這是歐洲社會的大勢所趨，越文明的地方越能包容性交易和性工作者，而且，在歐洲所有對賣淫活動進行監管的地方，針對女性的暴力事件都少得多。
在希臘，性工作者只要向國家報備，持有專業證書，每月接受兩次體檢，並且在持有牌照的妓院工作，就可以合法「勞動」。在荷蘭，妓院自2000年10月起就合法化，性工作者享有與僱員同等權利。這些場所的業主必須沒有犯罪記錄，並獲得市政府頒發的許可證，並承諾只僱用自願的成年女孩。比利時2022年就基本實現賣淫「非罪化」、交易「非罪化」，娼妓是一份正當職業，就和律師、會計、教師一樣，自2024年起，又允許性工作者簽署勞動合同，擁有合法的社會身份，既打擊強迫賣淫，又保障從業者的基本人權，還享受帶薪年假，申請貸款和社會保障。最近義大利也在考慮放開相關領域的管制。
唐吉目前身居國民聯盟的財政要職，這個讓性工作者們的工作公開化、正當化，徹底合法化，讓性工作者繳交社會保險福利金，一旦失業還能領到失業金，退休後也能得到退休金的提議，雖說可增加國庫收入，但最現實的64歲退休問題，「性工作者」這份工作能不能做到64歲？若一名性工作者40歲失業，政府能讓她白領20多年失業金嗎？還有監管問題，政客們已經說了多年的「國家將全力監管性產業，杜絕人口販賣、性濫用、性剝削和未成年人賣淫」，然而，國家沒錢，如何監管？如何對抗新的勢力滲透？又如何保證妓院老闆不向監管部門行賄？明顯的例子是：法國過去一直在監管未成年人賣淫的情況，打擊那些剝削、濫用小女孩的黑色產業，可現實中卻無法根除。甚至，據警方披露的數據，2020至2025年，青少年賣淫的案件增長了70%。
唐吉的提案一出，激怒了左派、女權主義者乃至傳統保守派和性工作者權益倡導團體，原本站在弱勢族群一邊的左派組織和行業工會都尷尬無比，對性工作者面臨的現實束手無策卻出於意識形態只能旗幟鮮明地進行強烈道德與人權批評，「賣淫是男性對女性最古老的支配體系，它將女性的身體貶低為待售的商品，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賣淫這項消耗女性尊嚴與身體健康的行為，本不應該成為一份正當職業。」
提案也重新點燃了女權運動內部由來已久的爭論。
廢除性交易者的觀點是，任何形式的妓院都是對女性的囚禁，為滿足男性不可抑制的性慾而將女性商品化。重新建立這種把人關起來的場所，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倒退。她們堅持認為，性交易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不應被規範化，而應被徹底消滅。
致力於「反對將性工作定為犯罪，並主張對性工作者適用普通法 」的性工作者工會（Strass），一直以來都呼籲建立類似紐西蘭或瑞士部分州的「無老闆妓院」模式，她們夢寐以求的就是唐吉構想的合作社模式，既能合法納稅，又能享受勞動保護，還能擺脫警察的騷擾和皮條客的控制。只是，這是由國民聯盟議員提出的議案，在情感上難以接受。工會發言人朱斯特（Mylène Juste）是一名在巴黎從業23年的性工作者，她毫不掩飾意識形態上抗拒要與一個排斥移民、強調極端民族主義的政黨結盟，「我們要的是權益，但絕不成為極右派漂白的工具。」
唐吉有自知之明提案會遭遇很大阻力，卻沒想到右派共和黨議員朱萬（Philippe Juvin）也正在起草類似法案。作為一名醫生，朱萬不相信「廢除最古老職業」的可行性，在他看來，法國目前的狀況荒謬至極：賣淫本身是合法的，性工作者被視為受害者，但社會卻剝奪她們正常工作的一切條件，銀行拒絕開戶，房東懼怕被控拉皮條不敢出租房屋，他認為，這種制度性的歧視，實際上是在逼良為娼，逼娼入黑，他推崇的是比利時模式。
唐吉沒想到還有民意的支持。右派新聞網站伏爾泰大道(Boulevard Voltaire) 的民調顯示，85%的法國人贊成重新開放妓院，Cnews電視台的民調為81%，南方電台(Sud radio) 則為83%，相較於2002年民調比例僅為66%，2013年的74%，反對這項措施的人數正在減少。
2013年Ifop為《Causette》雜誌進行的民調顯示，74%的法國人（其中男性占79%）表示贊成重新開放妓院。如果妓院在法國恢復營業，20%的男性會光顧——國民陣線和右派人民運動聯盟成員中這一比例為21%，而前左派陣線支持者中，這一比例為三分之一，超越了基本的左右政治分歧。當時Ifop政治/時事部門主管克勞斯就指出，勒彭的支持者對於妓院重開最為熱情（84%），「總的來說，他們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不像歐洲或美國的其他極右派選民那樣保守，尤其是在墮胎或性自由等問題上。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同情女權主義團體的奮戰。」
唐吉提出重開妓院的提議，為重新審視一個敏感而又至關重要的問題提供了契機。現在「掩耳盜鈴」式的放任並非長久之計，懲罰嫖客並不能真正保護從業人員的權益，然則，這些從事邊緣職業的性工作者，是否能接受一個由極右派議員提出，設立有法律賦予尊嚴自主管理的場所來完善其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