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中現存「權力轉移理論」的弔詭關係

美國學者奧根斯基(A.F.K.Organski)所提出「權力轉移理論」，指出新大國的崛起，將不滿現有大國主宰的國際秩序，進而加以挑戰；而既有的霸權國家為維持權力與利益，將為予以遏制，雙方出現權力衝突，亦即「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現象。而權力衝突將衍生「戰爭」、或「和平轉移」、或「兩強體系」的弔詭現象。當前的美中關係儼然如上揭的弔詭關係，因此也呈現出「競爭、對抗、合作」的複雜面貌。

二、日本長期對美中關係的戰略平衡

日本深諳唯有抓好外交與經濟安保安工作，才能真正國家的安全與利益。所以日本長期以來，在美中之間始終保持一個平衡空間，那就是妥採「維持美日同盟，不與中國交惡」，以及「經貿歸經貿，安保歸安保」的戰略平衡路線。日本戰後76年來，緊密「美日同盟」向為歷任日本政權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惟在全球化的當前，在「全球最佳經營模式」的催化下，中國儼然成為「世界的工廠，也是世界的市場」，當然對日本經貿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因此在美日中三邊關係上日本盡量保持戰略平衡，如此操作空間遠比戰略清晰來得有彈性與空間，所以多年來既能「安保緊靠美國」，也能「經貿依靠中國」。

三、岸田政權堅定「美日同盟」的安保戰略

岸田之所以自民黨總裁勝選，除了需要內部的黨內派閥、官僚體系和財閥之「鐵三角」力量的支持，來自外部的美國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所以這個日本二戰以後就律定「唯有通過獲得美國的信任及支持，才能達到日本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的「追隨美國」的不二法則下，歷屆政權始終以「強化美日同盟」為首要，一切都以「美國的意志為意志」，舉凡強人政治的安倍晉三任內都沒辦法改變，何況是安倍的繼任者菅義偉及岸田文雄更是無法自主，所以強化「美日同盟」，實乃岸田外交安保的重中之重。

四、岸田政權或採「日中競合」的二重戰略

(一)圍堵中也有接觸

對日本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是國家生存發展如何維繫，所以日本自冷戰時期以來即隨附美國，肩負圍堵共產主義的第一島鏈關鍵國家，「美日同盟」因此應運而生；直至當今的「印太同盟」則是因應中國的霸權擴張而成立的。尤其中國在2 月1日實施的海警法已危及到日本從東海到南海的海上生命線，日本當然會以「主權國安需要，聯美反制中國」，並在美日同盟的機制下，結合印太同盟對中國進行圍堵與對抗。

惟岸田政權一旦無法作好疫情下的經濟安保工作，或是持續性的北韓核武與中俄聯合軍演威脅，勢必會施以「外交轉移內政問題，以外部效果化解內部矛盾」的策略：一則，加大力度同中國發展密切的經貿關係；二則將請託中國出面斡旋解決。易言之，日本在印太戰略問題上必須追隨美國來圍堵中國，但在經貿發展及北韓核危機、中俄軍演等問題上就必須與中國接觸，因此形成了日中第一種「圍堵中也有接觸」的競合關係。

(二)對抗中也有對話

就中國而言，對日關係向來是外交工作中最為錯綜複雜的。在外部，日中兩國在東亞有著大國政經競爭的問題，尤其在美國拜登政權的美中博弈，採取在中國的周邊建立由美國引導的「歐亞同盟，反制中國」戰略手段，自然引發中國的不滿與反制；在內部，由於中國目前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加之台海局勢緊張，在民族主義推波助瀾下，中國國內反美日情緒日益高漲，似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戰事欲來。

誠如於11月9日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成立55週年時，美中領導人都致函祝賀，並表達合作的意願。有如習近平強調：「美中關係正處於重要歷史關口，兩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拜登總統則提到：「美中關係從應對新冠大流行到解決氣候危機的現實威脅上具有全球意義」。綜上，雙方的針鋒相對似乎被控制在某個程度，並保持理性的接觸與對話，藉以緩解圍堵與對抗帶來的緊張，因為雙方都深知在政經、疫情及氣候問題上都需要彼此的合作與配合。因此日本當然順勢附隨美國，形成日中另一種「對抗中也有對話」的競合關係。

(三)合縱連橫 看盡日中的算計

國際關係本就是一種博奕與算計，日本當然在美中兩強之間保持戰略平衡，才能兩邊獲利；而美國透過與日本的同盟，可以有效掌控東北亞局勢，並遏制中國向西太平洋挺進；至於中國透過與日本合作，以求在美國的「天下圍中」的圍堵之下製造突破口，可以獲取地緣戰略空間。所以近期日本與美中兩國將會保持正三角形的關係，以確保在獲取最大戰略利益；日中將會持續維持「圍堵中保持接觸，對抗中既有對話」的競合關係。

四、岸田政權將靈活與美中關係

從安倍晉三到菅義偉，彼等的主要外交路線基本上是「親美友臺抗中」，特別是菅義偉首相在 4月16日「美日高峰會」中與美國拜登總統確認中國對印太區域的霸權威脅，並提出「聯合抗中、美日安保、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的戰略宣言，嗣後美日遂聯袂盟國在印太地區開展多場次聯合軍演，以具體軍事行動宣示「合縱歐亞，反制中國」的戰略決心，並強化應對中國對西太平洋地區帶來的擴張威脅。雖然岸田氏在對中國立場採取強硬態度，以符合日本自民黨內與民間的反中情緒，惟面臨中國市場經貿的依賴、地緣區位的接鄰、朝鮮核武與中俄聯手的應處，再加上明年日中建交50週年與中國北京冬奧的相對應援等的現實問題，所以岸田氏對中國應該還是會保持靈活政策，亦即「日中關係上的經貿歸經貿，美日關係上的安保歸安保」。

五、台灣問題為美日中難解之僵局

自川普政權開始，美國就開始遏制中國，從貿易領域擴展到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後，遏制程度並未減少，並將對中採取「競爭、對抗、合作」的三大原則以待。而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權力爭奪下，「競爭與對抗」的程度仍佔較大比例，所以台灣將持續是美日中交鋒中最為敏感的地緣槓桿，此時美日能給中國滿意的答案微乎其微，誠如11月16日的「拜習視訊會議」中，拜登政權針對台灣議題依舊掌握「一中政策」的詮釋權，咸信會後將繼續發展與台灣的實質關係；而習近平政權面對明年中共二十大和中國社會被挑起的民族主義氣氛下，勢必在台灣問題上不可能有所妥協，所以台灣問題為美日中難解之僵局。對台灣來說，對於美日中大國政治的博弈中，更要審慎與務實的因應。

（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開南大學公共管理事務學系(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