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共黨慶當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第六次會議，將「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與「推動落後產能有序退出」列為首要任務，明確點名光電、水泥、鋼鐵、鋰電等產業，意圖整頓惡性價格戰並實施強制限產，再度高舉「統一大市場」的法規與要素一體化。然則，所謂「依法依規」，不過是再度上演「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熟戲。
回顧十年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共中央振臂高呼「五去一降一補」，宣示將以市場化方式清除過剩產能、壓降金融風險。然而，現實卻是「減產不減人、停工不拆廠」，地方政府以「錯峰生產」作為政策表演，煤鋼企業待督查人員離場便恢復全負荷運轉，去產能終淪為紙上談兵；去槓桿演變為借新還舊的財技操作，去庫存則淪為房地產與基建舉債的資金池。所謂市場退出機制，根本沒走出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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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反內捲」名義，無非是「供給側2.0」的翻版。從口號到策略，核心邏輯依舊：以行政命令引導，以政績考核驅動，官商合流、地方保護主義依然如故。改革的話術易容，體制的肌理未曾鬆動。
「行政減產」的假象與「地方接盤」的慣性
2016至2017年間，中央下令河北、山東等鋼鐵大省削減2.3億噸粗鋼產能。表面看是雷霆萬鈞，實則地方多以「錯峰生產」虛應故事——冬天停工、春天復產，甚且暗中興建新廠，以「退一進一」之術化解壓力，反令地方招商盤擴張不止。「中央喊卡、地方接盤」成為中國產業治理中的不成文劇本。
光電產業亦重蹈覆轍。過去憑藉低價爭奪國際市場，卻引發歐盟與印度的反傾銷制裁。如今打著「整頓市場秩序」的旗號，「反內捲」首先清洗中小企業，而背後有國資撐腰的龍頭企業則逍遙法外。市場治理實為寡頭壟斷的加速器，權力與資本重新整編。
水泥行業的錯峰停產，則成制度性悖論的縮影。2021年山東下令每日停產8小時，企業卻以提高價格、調整產能方式轉嫁成本；待需求回暖，價格飆升，政府再行干預，形成無限循環的政策空轉。錯峰生產最終成為一種常態化的自欺，顯示出制度監理與退出審計的缺位。
表面改革，實為權力重構
房地產「去庫存」反引發地方財政危機，地方政府不減債務依賴，反而更仰賴城投平台的舉債模式維持運作（借新還舊）。國企去槓桿僅止於形式，以「供給側基金」進行再融資，債務壓縮根本未被真正觸及。「補短板」項目則化為國企輸血工具，中小民企依舊被擠壓在資金荒之中，產業結構優化成為另一種利益重分配的敘事外衣。
不破政經合一，改革終為空轉
供給側改革與反內捲的本質共通之處在於：改革止步於表層調整，始終迴避對政商利益結構的根本鬆動。唯有理解中共權力的根本邏輯，方能理解「改革困境」之源。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始信條，掌控生產力即掌控社會發展主導權；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正建構於對生產資料的全權壟斷。每逢經濟波動，中央便會推出結構性調整的新口號，如「供給側」、「內捲治理」，但一旦觸及既得利益，立即回歸強力干預，市場只能在縫隙中苦苦掙扎求生。
結語：改革若不破體制，只是換包裝的輪迴
從「供給側」到「反內捲」，改革口號不斷翻新，實質內核卻從未動搖。只要政經合一的體制機制未被破除，權力不願放手市場，自由競爭終將淪為口號。習近平主導下的所謂改革，本質仍是權力秩序的再強化與資源再分配，而非通向制度創新與社會共益之路。
若欲真正破解惡性內卷，必須從根本上拆解政經一體的權力結構：建立透明、可預期的法治與契約制度，讓市場退出與競爭機制回歸經濟主體。唯有如此，企業才能在不需迎合權力的環境中自由競爭，市場活力方得以恢復。否則，無論是「供給側」還是「反內捲」，都只是改革之名下的權力重寫與市場空轉，無從脫離制度性的惡性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