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工作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根據民主憲政的常規，回過頭來檢視在朝向民主化改革之前，極權或威權體制對人權的不當甚至是不法的傷害問題。台灣過去在長期的威權統治下，以反共的需要，或是國家安全的考量之名義，有相當多的政治案件，其中雖然有一些是真的匪諜案件，不過更多的是冤假錯案；有的人縱使沒有被捲入正式的案件，但是在當時的氛圍及情治單位的作為下，亦遭到或多或少的傷害。

就此而言，釐清當初侵害人權相關事件的真相，探究相關加害人的責任，進而期待在前兩者的基礎上，彌補過去公權力不法或不當侵害人權造成的傷害，並記取歷史教訓，深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強化社會的共同意識，以期避免重蹈覆轍。

自從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來，台灣社會對於過去長期威權體制下國家公權力的不法、不當侵害人權的作為，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彌補與反省，但是，「只有被害者，沒有加害者」的問題也多次被提出。因而在轉型正義法制化之後，探究加害者及其責任，成為重要的課題。在前述脈絡下，社會輿論關心過去告密、佈建的問題，並進行探究是可以理解的。

線民問題很複雜，不該見物就開槍

不過，如果過程中揭露的只是一部分的檔案，只從檔案中看到、或透過檔案比對找到少數提供情資的線民（告密者），就將之視為轉型正義的重點工作，或是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不僅必須思考會不會因此疏漏對侵害人權體制及決策者責任的處理，還必須注意檔案內容本身存在的問題。特別是相關情治單位檔案的內容，存在不少錯誤，甚至虛構的部分，有進行查證。而針對近來社會輿論關注的告密者（線民）或是情治人員的作為或責任，有必要依照其身分、職務及作為做深入的討論。基本上被運用、收買佈建的線民，和編制內的情治人員，他們的身分、任務不同，加以區分、討論，似乎較為合理。

就編制內的情治人員而言，執行公務（監控、情蒐、偵訊）時，是否有製造假的訊息，甚至製造冤假錯案，藉以滿足他個人的私利，如類似《自由中國》在1951年指出的誘民入罪而獲取獎金，或是製造案件來累積他的業績，便是重要的劃分標準。

根據目前看到的資料，也有部分後來以叛亂罪起訴的案件，涉案的當事人原本遲疑、甚至無意進行串聯來反對國民黨政府，可是在檔案中卻發現，滲透進入組織或人際網絡的情治人員鼓動當事人繼續往下發展組織，而後等組織發展到一定的狀態，再行「破案」，將當事人逮捕、判刑。類似這種製造冤假錯案的情形，就相對情節重大。

不過，在這類案件的當事人訪談中，發現也有情治人員努力保護實際上並沒有叛亂作為的當事人，減少事件不當的傷害。其次，則是提供假的情報，使當事人人生受到影響，甚至被秋後算帳入獄。此外，假如情治人員沒有製造冤假錯案，甚至也沒有提供不實的情報，也必須釐清他進行相關案件的偵訊偵查之時，有沒有不當的審訊、侵害人權的問題。基本上有製造冤假錯案、提供錯誤的情報，導致當事人受害，與在偵訊的過程中不當審訊、侵害人權，是兩種不同的狀況，應被檢討的責任也有所差異。

反之，若是情治人員沒有製造冤假錯案，沒有提供錯誤的訊息，也沒有在偵訊的過程中涉及不當的審訊，而是根據上級的指示進行相關的偵查、調查，那當然又和前述的狀況是不一樣，而有必要站在整個情治機關，也就是整個結構上來進行討論。而類似1970年代初期，原本奉命來整頓台大的張德溥總教官，透過其權限保護洪三雄等人的作為，則值得彰顯。

線民或告密者的查核要小心

至於所謂的告密者或者是線民的問題，也有不同的情形，必須分別處理。根據當時的制度，有些人是被迫必須進行對受害者監控，譬如當時政府要求受難者刑滿或者開釋時必須要有保人，而制度上要求保人的工作之一，就是必須針對他所保證的人進行持續性的監控，而且還必須定期提出報告。

就此而言，如果沒有提供虛構或是故意對當事人造成傷害，這樣的監控或者是報告的行為，應該是可以合理地理解。其次，在案件發生或是偵訊的過程中，有些受難者也被捲入所謂密告的爭議，因為有受難者在偵訊時，因為遭到刑求，被迫招供或是做出不實的自白，甚至引發牽連其他人的事件。此實為制度上、歷史上的不幸，因而有必要在歷史時空脈絡中，理解事情發生的原委，同時更必須探究應該為此種不幸事件發生負責的相關人員。

至於在案件偵訊的過程中，無故誣指他人犯罪，甚至在沒有遭到刑求的狀況下，造成無辜人士受害，這樣的密告行為，和前面討論遭到刑求或不當偵訊被迫招供的狀況又不相同，有必要再分別處理。

相對於體制內的情治或治安人員，或是被捕後在偵訊中涉及提供訊息、告密的相關人士，目前受大家矚目的是被情治單位吸收的所謂線民，這些線民主要是受到情治人員的要求，監控特定的異議人士或團體，而進行偵防或是提供情報的工作。而線民雖然是做類似的事，但是在性質上也有所不同，其中有的是支領（固定）津貼，有的是沒有支領津貼；同樣從事工作領取相關的費用的線民，他是否曾為了達成績效而製造不幸的事件，還是純粹基於當時「愛國心」的驅使來進行密告工作，在性質上也不一樣。

除了領取津貼的有無，還有一個重要的判準是所謂的線民，有沒有在偵防異議人士的過程中提供不實的情報，造成冤案或是其他對人權侵害的事情。特別是，為一己之私利，或是人際間的利害關係來構陷當事人的作為，平反、究責，屬理所應為。其次，則是為了達成相關的績效，不惜誣指、誇大、抹黑被監控人的相關行動或言行，也必須加以檢討。相對地，如果提供的資訊是事實，沒有造成被監控者實質的傷害，也沒有冤假錯案的發生，對此一類型線民的歷史評價，與前述的狀況應該予以區別處理。

誠如一般瞭解的，檔案資料合理的公開、應用，是轉型正義工作重要的基礎之一。不過，就筆者過去研究雷震的經驗，根據雷震的日記記載，情治人員虛構報告，虛報給予線民或相關人士的金錢，也不是沒有的事。若是沒有進行事實的考證、釐清，看到檔案中出現的線民或告密者就開槍，也可能會造成無辜的人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遭到不必要的傷害。

加害體制更須究責

就轉型正義探究當事人責任的面向而言，必須注意目前轉型正義的推動，有時會有所謂「獵巫」的現象，若是透過報導或是傳聞，會不會出現：雖然找到若干在歷史上曾造成對當事人傷害較小的告密者，卻忽略了在制度上更必須負責的是製造加害事實的重要官員、幹部，或是製造、強化加害體制的有權者。就轉型正義而言，後者或許是更應該被檢視的，否則抓小漏大，離轉型正義的理想也有相當的落差，這是值得審慎思考的問題。

最後，以有人被指控是情治人員為例，就必須比對編制內的情治人員的名冊／受訓班別名冊，如果屬實，也有必須針對其被指控的行為再進行查證，而不宜將傳聞當作事實來處理。在前述查證的過程中，官方檔案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因而在轉型正義推動的過程中，檔案的保存相當重要。而且，有的檔案就個別的內容來看可能無關輕重，不過當幾件檔案湊在一起，卻可能可以呈現重要事件的拼圖。不少威權時期的政府檔案，表面上與政治事件或白色恐怖沒有明顯相關，但是否真的如此，必須經過研究、過濾才能加以掌握，因此呼籲政府有必要暫停銷毀威權統治時期的檔案，以利後續轉型正義工作的進行。

作者薛化元：現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政大台史所教授、曾任政大文學院院長

著作：《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

《戒嚴時期「非政治性案件」與轉型正義範圍的省思》

《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軌跡： 從強人威權體制到名列自由國家之林》

轉載自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