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於 9 月 28 日至 29 日舉行第 16 回合美中國防政策協調會談（視頻會談），而上 1 回合美中國防政策協調會談，則是在 2020 年 1 月 14 日舉行的，因此，這也是自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雙方的高階將領首度正式會談。專家指出，中國長藉由操控會談的舉行與否，來對想談判溝通的對手耍無賴。
美軍印太司令部 2020 年 12 月 15 日聲明指稱，中共「拒絕參加」原定於該週一到週三舉行的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簡稱MMCA，1998年簽署協議）。該機制目的在於加強海上軍事安全，改善空中和海上行動安全，並減少兩軍之間的風險。此次交流是《美中 2020 防務交往計劃》雙方同意的一項活動。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戴維森（Phil Davidson）表示，此次缺席是中（共）國不遵守協議的又一個例子，這對所有未來尋求與中（共）國達成協議的國家是個警示。
《大紀元時報》評論家王赫指出，這是中共的一貫做法，以中斷溝通作為要挾美方的一種手段。早在 1998 年江澤民訪美時，美中雙方獲致共識，設置元首熱線，但因 1999 年發生南斯拉夫炸館事件，元首熱線並未啟動。2008 年 4 月 10 日，中美首條軍事熱線正式開通，而 2001 年發生南中國海軍機擦撞事件，美國國務卿始終無法聯繫上中共外交部長。而當時美國駐北京大使普里赫，手上有多個中共高層的電話號碼，卻沒有人願意接聽。2015 年，歐巴馬在習近平到訪白宮時，宣布雙方建立新的聯繫機制以避免兩國軍事誤判。此外，中美之間還建立了眾多的溝通機制。但是，這些都被中共閒置，從未妥善使用。
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之間建立的紅色電話（美蘇熱線），被用於在當時與克里姆林宮直接溝通，助於避免核戰爭。而中共冒天下反其道而行，使拜登政府上台 8 個多月來，吃了不少憋。
王赫舉出兩個例子：
其一，據英國《衛報》5 月 6 日報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警告，值此台灣與南海的軍事緊張情勢漸長之際，美國與中共之間缺乏危機進行溝通的適當管道，而其原因出在北京當局不願以此方式與華府溝通。坎貝爾說，確實有一條熱線，但據了解使用過幾次，只是在一個空房間裡響了好幾個小時。
其二，據英國《金融時報》同在 5 月報導，自 1 月美國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美中最高軍方官員從未進行過任何通話。中共 3 次拒絕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與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進行對話的要求。藉口是奧斯汀與許其亮對話不符合外交禮節，與奧斯汀對等的中方官員應該是國防部長魏鳳和。但美國國防部長在內閣中排名第四，處在美軍指揮系統的頂峰，比任何軍方官員的級別都要高，而中共國防部長魏鳳和，在中共體系中則沒有太大權力，也不名列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央軍委副主席在中共政治和軍事系統中的地位高於防長。2018 年，時任防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訪華時，曾跟許其亮舉行會晤。因此，中共的藉口是不能成立的。
王赫指出，拜登政府尋求美中軍事溝通，是美國的一貫做法，與中方保持開放溝通渠道，以便能夠緩解潛在的衝突或處理任何意外。雖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3 月 3 日發布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綱要》，認定中共是唯一具備經濟和軍事等實力挑戰現行國際體系的政權，美國防部也將中共列為首要挑戰。但是，拜登政府不想打新冷戰，同時也想防止戰略競爭變成戰爭。
7 月天津會談時，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Wendy Sherman）向中方明確表示，美國政府歡迎與中共的競爭，但需要有一個公平的競爭場所和護欄（guardrails），防範競爭演變成衝突。因此，拜登政府創造多種渠道與北京溝通。據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 5 月 10 日、CNN 7 月 14 日報導，拜登政府正在研究與中共建立緊急熱線的可能性。雖然仍處於起步階段，尚未正式向中方提出，但拜登政府希望開發一種快速通信工具，為減少美中衝突風險努力。
但是王赫表示，從歷史經驗來說，中共是一個「成熟的流氓」。中共講超限戰，沒有任何底線，蔑視一切國際規則，敵視普世價值，美方的任何一個合情合理的想法和做法，都會被中共利用或扭曲。對於中美軍事溝通以及其它一切溝通，都可以隨時打開或者關閉，一切取決於中國算計。因此，美國與中共軍事溝通方面，應有切實的估計和有效的反制手段，不要一再被中共玩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