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曾認為，隨着冷戰的結束，全球民主化浪潮之後，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將成為主流，是謂資本陣營的勝利」的美國著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採訪，「回顧了2020年的教訓、美國民主危機、自由主義體系正在努力應對的精神真空以及威權政權在長期生存中的困難。他在談到中國崛起以及疫情造成的世界重心逐漸朝亞洲，尤其是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否意味着西方的必然衰落問題時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和中國的長期鬥爭的確已經開始了，但是西方不一定是最後的輸家。本文就此專訪進行部分批判。
在這篇專訪，基本上算失敗。因為他是就美國、中國在應付這次武漢肺炎現象在評論民主與專制的差別。但他忽略幾個重要因素：統計基本原則、體制應付能力、跨國比較與時間等等。每一個都是社會科學非常重要的分析變數。福山在此次所犯下的錯誤，非常值得作為歷史與社會科學分析上，自我警戒的重要案例。
統計意義
武漢肺炎僅是孤例，用武漢肺炎來看美、中兩國應付災變能力已經非常勉強，還拿來檢驗東西方，那自然有過度解釋之嫌。更若用以解釋民主與獨裁，那就不只是過度解釋而已。因為孤例不成證是統計學的基本要義，甚至是我們在思考問題上的基本原則原理。想要藉孤例看事情內在事理，甚至「觀古今之變」，當然是笑話。
體制比較
解讀民主與獨裁差異，體制運作很重要。若我們真的拿這個來看中國與美國體制的優劣，那也僅說明中國體制有嚴重問題。
中國面對發生與散播兩個現象的挑戰，其他國家則只有散播的挑戰。
就「發生」討論制度差異。中國在發生問題時沒有處理好，這是能力？還是體制上的問題。試想這種事情在民主國家，不僅政府規定要馬上被給中央，還要警戒。媒體傳播更是注意。因此武漢肺炎若發生在美國，可能第一時間或在很短時間內就著手處理。通報的人不會被懲處，而接受到資訊卻不處理的人卻要負責任。中國有嗎？除官式通報外，民主法治體制也保障那些提出問題的人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與發言權力。也就是說李文亮的發言在美國很正常，而只要發現現象的人，都可以搶做「李文亮」，而不用怕被懲處。因此武漢肺炎的病毒，極有可能在第一時間內就被注意，至少「李文亮們」不會被懲處。如果政府內部通報這一關失守，媒體若得到資訊，或者人民從有機會從網路、google得到資訊，也可以發言，形成輿論。中國體制有保障這種現象發生而不會懲處嗎？僅就武漢肺炎「發生」的處置方式，就可以看出中國體制的問題非常嚴重。依此比較美中體制差異，中國在這方面的能力沒有和美國並駕齊驅的可能了，更不用說得到獨裁體制比民主體制好的答案了。
就應付問題的能力，這應該要分兩個角度來看。短期與長期。
短期角度
短期角度有兩點。
第一點，在知道怎樣處理問題的前題下，中國的專制體制可能比西方民主國家的體制好。甚至以防疫成效很好的臺灣為例，當疫情逐漸惡化時，原本的公民權益也逐漸限縮。依此判斷專制可能比民主有更好的應付能力。但在此應該剖開兩個角度來看。從此一個傳染病得到的僅是社會運作的一個例子，不是所有的例子。第二個角度，目前這個狀況恰好已經知道怎樣處理會很好的狀況下，符合專制體制所發揮的效果，但如果是其他狀況呢？結果就很難講。因此，我們僅就防疫這特定特性的案例，研判出特定答案。但我們無法從這特定特性的案例，去推論其他事情。
第二點，專制體制相當程度是限制或剝奪個人行動權，這樣會產生決策影響力大，但若決策錯誤呢？湖北上層就表示他們反映過武漢肺炎已經發生的狀況，但中央對此並沒有回應、指示。這也就是說專制剝奪某一階層的權力，固然會有好的發展，但也可能有壞的結果。意即權力集中不等於他能將問題解決。
個體（individual）沒有行動能力的體制，使得個體行動不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如此它僅能仰賴在他上層的決策單位的理性決策。若這個上層決策不能顧及下層狀況，則被逼接受命令的下層個體，所產生的行動，就不是理性。就此推論，中國此次防疫的集體理性行動，僅能說是恰好上層的理性決策是對的，但並沒有進一步分析各所屬階層的個體是否是理性的？單只有確診、死亡，這個專制體制關心的數字所呈現的比較，無法解讀整體社會在此疫情的表現優劣。如果我們將疫情好壞的評比，除確診、死亡外，還加上其他變數時，就會出現防疫成績會出現很多不一樣。
長期角度
就上述邏輯，我們來多角度來比較長期表現，中國會比西方好嗎？或者：獨裁會比民主好嗎？從毛澤東的一生歷史就可以看出。當獨裁者比對手精明時，他可以勝利。毛澤東打敗蔣介石，就是很好的例子。但他能夠一生都精明嗎？而當他不精明時，所付出去的代價是多少？看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就發展軌跡來看，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成績的確亮麗，但平均國民所得或國內所得，還遠遠比不上鄰近的亞洲四小龍，更不用說日本、西方國家。中國在2020年是美金10893元，僅是臺灣26,910元的40％。更不用說其他比臺灣高的亞洲四小龍。而中國這樣的成績並不是依賴獨裁，而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或許可以稱有中國特色的體制。然而這個體制在習近平手中卻轉成偏毛澤東似的獨裁體制。吾人推論中國政府權力轉換差異可能對此次疫情的影響。或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體制無法強制限制人民的自由如現在習近平體制那樣，因而疫情爆發後的現象不一定比現在的西方好。然而沒有鄧江胡的鬆緩體制，也許就沒有中國今日的經濟成就。這也就是說若福山所看到的中國，乃是將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和疫情處理，和西方國家比較的話，他會有失準的可能。
以福山專長論福山在本文的論述
以更長期的角度，中國、西方的體制內，會培養出什麼樣的國民、社會，讓他們演變至今？福山的「歷史之終結」也是看長期變化。在討論長期變化時，體制內的個體以怎樣的方式演進，以致於產生他們下一個階段的問題，並因此在長期變化下，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打倒東方體制。福山的這個觀察也應該適用於目前中國與西方的比較。
就福山特別強調的概念：「信任」（誠信），福山應該用於觀察此次的美中爭執。
此次美中貿易、軍事、科技、金融戰的依次展開，讓很多人眼花撩亂。但其核心的道德議題就是誠信。這是福山很重視的議題。如果誠實，中國應該實現在他加入WTO的承諾、遵守公平競爭原則，美中貿易大戰根本不會發生。由此衍生的科技、金融戰都一樣。中國企業若誠信，就不會被逼的退出美國股票市場，若不偷科技，就不會被懲罰。現在的美中科技產業競爭，並不是建立在中國科技與美國並駕齊驅，而雙方各展所能。而是中國偷或制度性逼西方企業交出關鍵科技，導致出現在的結果。中國的經濟發展若沒有西方的科技與各項支援，他們會呈現怎樣的狀況？而這個誠信放置在中國內部社會中，又會是怎樣的問題呢？
就如福山所說，中國實際疫情比他公布的狀況嚴重多了。那麼，這種上面主導「欺騙」，又害怕人民對政府不信任，以致於必須封鎖人民其他的消息來源。這不就是中國此次疫情會爆發而散開的原因嗎？這種政府與民間，相對不信任的互動模式，不會僅在疫情這方面，疫情僅是其中之一而已。這樣的社會真的比西方更有優勢？
以福山所提，除中國外，在東亞應付疫情也相當成功的國家如臺灣、日本、韓國等，他們所展現的方式，與其說是東亞國家模式，不如說是學自西方國家體制，必須清楚公開資訊的公共衛生教條。西方與非中國之東亞的成敗差別，仔細深究，甚至僅是對戴口罩的社會意義不同，所出現的結果。西方是戴口罩意味生病，而生病的人不應該出來外面走動，因為你要保護別人。東亞戴口罩意味要保護住自己，不要被別人傳染。這兩者差異，面對無法精確測出武漢肺炎病毒這特殊傳染病，出現不一樣的防疫結果。西方人因為不知道自己生病，所以他出來，以致於傳染給別人。東亞人則是不需要知道別人是否生病，只要戴口罩保護自己即可。因此假如武漢肺炎能被清楚檢測出來，歐美社會不會崩潰，東亞防疫成績不會凸顯。但中國呢？
防疫對人類來說很恐怖，卻不是第一次出現。西方國家以往已經打敗過許多次傳染病，而且現代防疫所需的公共衛生知識與制度，都還是西方國家發展出來。因此一次疫情就要把西方打倒、中國崛起，實在有點荒謬。更何況防疫需要醫學技術，而醫學技術仍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中。中國拿防疫、治病能力和西方對抗，等於自找死路。更進一步說，西方的科技與其制度息息相關。沒有那樣的制度，是否能有如此的技術？令人質疑。而沒有西方科技為基礎與發展，中國能發展出他自己獨有的疫苗技術與治病技術嗎？西方民主自由與資本主義的制度，衍生出現有許多科技與相對應的制度。專制體制或中國，有沒有辦法發展出自己的制度呢？我想福山應該思考這個議題。
就所謂大師接受訪問的模式，福山的回應可說是中規中矩、面面俱到。他找出許多的例子來支持民主是好的，專制是不好的。也說明民主監督比獨裁好等。但這些都是繞著中國以外的狀況在講，不是就中國現況，進行邏輯或學理性的批判。應該算是很成功。比較一些經濟學界的大師受訪資料，我們就會發現福山對提問者的問題回應，欠缺清楚、有力的表達、捍衛他自己的觀點。真是可惜。
（作者 : 林修正 / 退休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