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報載44歲的港星吳彥祖得了闌尾炎，卻被誤診為單純腸胃不適，從發病到住院，9天沒吃東西，體重驟減7公斤，最後盲腸破裂、腹腔發炎、潰爛，引起敗血性休克後，才確認病因並緊急手術挽回一命。

術後連醫生也訝異，一般人只能撐幾小時，吳彥祖卻撐了這麼多天，真是命大！但不只是人的身體裡有盲腸，政府裡也有。

有些冗員機構的產生，是因1949年的流亡遷徙，國民黨政府為了標榜正統，所以堅持存在的一國兩省（台灣福建）一省兩縣（金門連江）。也有些是兩蔣擔心百里侯坐大，就將行政區分割到雞零狗碎，產生一些根本無法財政獨立的窮縣（苗栗雲林等）。

但比起行政區劃分不當，台灣最不該存在的組織，就是孫文天馬行空的妄想，把一些帝制時代才有的官職與機構，橫柴入灶的放在民主體制的政府裡。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後，又將這些妄想一一落實，制憲時更公然入憲，成為當權者的酬庸工具。

資政、戰略顧問、監察院、考試院……都是台灣迄今仍尾大不掉，很難割除的盲腸。更可笑的是別說是廢除這些組織很難，連縮減規模，減少酬庸的人數都這麼難。

盲腸為什麼會越來越大？

2019年12月10日《新頭殼》報導〈立院三讀》考試委員19人砍至7至9人 且不得赴中國兼職〉：

「立法院會今天（10日）三讀通過《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案，將考試院考試委員》人數，從現行19人，減為7至9人，任期由6年改至4年；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從6年改為4年。

為精簡政府財政，考量考試委員之職務、相關人事支出之財政節流等，立法院會三讀通過《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案。三讀明定，考試委員名額定為7至9人；……而考試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即使是不修憲就無法廢掉的考試院，在憲法裡也沒有規定考試委員的人數。根據馮惠平博士《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新學林，2019，頁90）考證，考試委員原先也沒多達19人這麼多。

在1947年制憲時，「考試院組織法」是將考試委員的人數訂為11人。但1928年就擔任北伐後國民政府考試院長的戴傳賢（時年37歲），已擔任院長近20年且臥病中。官大學問大的戴傳賢，認為訓政時期的考選委員會，委員人數就已經從5人逐步擴增為17人，如今制定五權憲法，考試院既然是院級組織，考試委員的人數豈能降為11人？

但原來的考選委員是設在考選委員會裡，並非考試院這一層級。但戴傳賢在黨國體系裡，說話超有力量。因為他的堅持，1947年底「考試院組織法」修正時，考試委員的人數就從11人擴增為19人。

另一方面，行憲後的考試委員，也不像訓政時期的考選委員會裡的委員，還要負責考選業務。因為在戴傳賢的堅持下，考試院之下又成立了一個與銓敘部同等級的考選部，專責考選業務。那麼設置多達19位的考試委員，究竟要做什麼？在中國時就已經是一筆爛帳，誰也說不清。

藍委為何堅持闌尾不能割？

1949年遷台後，很多中央部會的行政組織都縮編，甚至裁撤。例如行政院裡的衛生部，先降編為衛生署，再降編為內政部衛生司。因為中央政府流亡，國土嚴重縮水，連醫療衛生這種與民生重大相關的組織，都難逃縮編降編的命運。

但考試院裡的考試委員，卻成了國民黨政府裡最幸運的冗員。一來有五權憲法裡法統的象徵，二來又可滿足大中國的想像，三來也是最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這19個錢多為位尊卻又沒事做的考試委員，成了掌權者最好的酬庸工具，所以人數始終降不下來。

前銓敘部次長徐有守，在2002年的座談會曾提及，當初設立19名考委，是為了分區負責考選業務，華北、華中、華南等人口稠密地區一省一考委，東北、西北及西南地區則各一考委，因此才有19位。

但這種說法，1949年之前在中國時，容或還有些許合理性。可是過了70年後，現在別說反攻大陸，大陸不來武力解放我們，我們就要偷笑了。這種來台之後，才來「先射箭後畫靶」，為「19」這個數字找理由，也是有點可笑。何況行憲後監察院的29位監察委員，這是分省選出的；但19位考試委員，選出來時就沒分區，日後又要怎麼分區？

鄉民們或許對考試院這一闌尾衙門，當年的那些爛帳毫無興趣。可是立法院裡的藍委卻興趣很大，堅持就是不能降低人數。如果非降不可，就降3到5個，意思到了就好，不要一次就減半。至於考試院裡的藍委，反應或許就更激烈了。

2019年12月12日《新頭殼》報導〈不滿人數及任期縮減 考試委員主張提釋憲〉：

「考試院上午召開院會，不具名考委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表示，……現場共有8名考委陳述意見，分別是蔡良文、周玉山、周萬來、黃錦堂等人，討論時間約1小時左右，現場過半的考試委員主張提出釋憲。……」

把盲腸縮小一點也好吧？

五權憲法其實從頭到尾就是一個笑話，孫文說：「五權憲法乃『兄弟我』所獨創，………」戒嚴時代有個天才考生，考三民主義時看到題目問：「五權憲法是誰所獨創？」這天才竟回答：「兄弟我」。

考試院這個孫文異想天開的創意，即使被蔣介石當成聖諭，設立後的運作，也從未像個正常的行政機關在運作。考試院裡的銓敘部長、考選部長及保訓會主委，也都不是考試委員，有些考試委員甚把自己當成立法委員，把考試院院會當成立法院院會。考試院與人事行政局，已經是雙頭馬車；考試院裡每個委員，人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更是19頭馬車。

把考試權從行政權裡分割出來，根據馮惠平博士《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 新學林，2019，頁393）的看法：孫文遺教原創「單純的考試權」，行憲後卻轉變為「擴張的考試權」。在此訓政階段「考試權」還不是國家第一層權力，行憲後卻由原先「部內制」轉換成為「部外制」機關。

馮博士把國家權力的分配運作比喻為棒球，「立法」是棒球規則的訂定者，「司法」則是本壘及各壘裁判，而「行政」就像是參加比賽的球隊。其中立規者或裁判者都可以分立，當然也可相互制衡，這一點鄉民們應可理解。

但棒球比賽時，球隊裡的投手、捕手、一壘手、二壘手、三壘手、外野手及游擊手，若各自為政，相互牽制，不顧團隊合作，不聽教練指揮，請問要這隻奇怪的球隊，究竟要如何贏得比賽？敗戰責任又要怎麼歸屬？

因此，行政權下各機關組織的設計，原則上必須重在分工合作、指揮一體，而不是偏重於相互制衡，否則就成了徒然內耗、相互抵消。

行政權裡縱然有設置獨立機關的必要，例如中選會、公交會或NCC，在組織架構上也不能完全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仍須受最高行政首長一定程度的監督，這是「行政一體」的法理所在。更何況行政機關最重要的人事權，有看過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或哪個公司，把招考新人的權責，從人事單位獨立出來另設一制衡單位的？

考試委員人多口雜，院長又不願表決，以致任何一個委員有意見就全案擱置，造成銓敘部、考選部或保訓會的許多政策法案都難以施展，甚至讓部長被羞辱。有些考委更誇張，以立委審法案的繁瑣程序，審議考試相關議案，讓公務人員疲於奔命。

就算修憲門檻太高，無法立即廢掉考試院這盲腸組織，但高達19位的考試委員，若能縮減一半，把盲腸縮小一點也好吧？

（關於考試院的相關史實，請參閱馮惠平博士《考試院的誕生與失落》〈新學林，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