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6月2日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論壇上，高調捍衛中共政權30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行動。他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政治動亂」，「中國採取果斷措施，制止並平息動亂，保持中國穩定」，使過去這30年的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難道「我們對六四處理得不對嗎？」
魏鳳和對六四的論述並不新鮮，只是在六四事件30周年的前夕，齜牙裂嘴地在國際場合大聲把屠殺人民的行為合理化，益發凸顯了習政權這幾年來自恃國力強大而毫不掩飾的囂張行徑。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如果沒有1989年天安門廣場前那場「平亂」殺戮，中共政權可能已經垮台，中國也就失去隨後30年快速成長與發展的機會。
自1978年鄧小平開啟中國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中國的經濟年增長率開始邁向兩位數，直到1989年和1990年，因為天安門事件而使GDP成長率大幅下滑至4趴與3趴多。隨後在許多偷跑的台商「雪中送炭」相挺之下，中國經濟漸漸走出了陰霾，恢復了高速成長的動力，也開啟了隨後30年的大國之夢。這也是魏鳳和之流如今敢於放言殺人有理的主要論點。不過這種獨裁統治者的論述，永遠與民主思維不會交集的一個盲點，就是他們忘記了國家是誰的國家？國家為何而存在？
歷史不能重演，但是如果我們想像一下，假設當年六四成功了，今天的中國會是甚麼光景？中國的六四學運誘發了蘇聯與東歐共產集團骨牌式地倒台，終結了二戰以後的冷戰格局，也啟迪了台灣的野百合學運，在台灣民主化的關鍵時刻推了台灣一把，但是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初衷卻失敗了。雖然我們不能改變歷史，但是如果我們把東歐、台灣與中國做一個對照組，或許能對中國的民主願景有更務實的思考，也或許能破解中共政權這種民族大夢的迷幻毒藥。
過去這30年，東歐在共產政權崩解之後，就國力的增長而言，不同區域的表現並不一致，有些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長期陷入惡性的權力爭奪，例如烏克蘭親歐派與親俄派惡鬥連年，至今人民仍然無法脫貧。不過也有成功如波蘭，在建構多黨民主政治的同時，經濟發展同樣亮眼，人均所得已經突破了三萬美金。至於台灣，雖然同樣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民主化改革，但兩度政黨輪替的過程，也讓統獨對立更加嚴重，經濟更因為中國的磁吸效應而長期陷入了低薪的泥淖。可是，無論貧窮或富裕，東歐與台灣的人民，基本上已經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人權得到保障，奪回了生而為人的尊嚴。他們可以自由表達意見，可以用自己手中的選票做選擇，這些選擇有時可能愚蠢(例如選出草包)，有時可能讓進步受挫(例如反對同婚)，但終究是自己的決定。
當年六四如果成功了，以中國國土之龐大與民情之分歧，可能不容易維持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式政權，區域間的矛盾會浮上檯面，跨區域或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可能也不如共產專政有效率，民主的發展大概也會出現區域的差異，民主的紛擾與無效率，甚至可能使部分的人開始懷念共產黨。在經濟成長的績效上，民主的中國應該不容易在過去30年達到共產中國的同樣成績。但是，民主中國因為各種不同政治勢力的互相監督和制衡，肯定會降低人權迫害的機率，也更容易修正國家發展上的錯誤，不會讓錯誤決策在一片領袖英明的歌頌聲中，30年後一發不可收拾。
反觀「平亂」成功的中共政權，過去30年表面看似豐功偉業，連台灣都有很多人隔海讚聲，高呼漢唐盛世再現，但是不擇手段發大財的結果，卻也埋下了今時今日國家崩解的危機。共產黨打著「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旗幟，縱容黨國資本家巧取豪奪，養出了成千上萬的貪官污吏和太子黨，代表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在這30年間從0.2上升至0.7，於是黨國發大財了，普羅大眾的日子卻更難過了。為了防止任何人再次挑戰共產黨政權，對內嚴打異議、異教、異族人士，新疆再教育營關押上百萬人，各地廟宇、教堂被肆意拆除，法輪功信徒器官被販賣，維權律師會莫名失蹤，連抗議孩子被施打毒疫苗都會被城管毒打一頓，於是國家對世界講話更大聲了，人民在國內卻越來越沒有聲音了。然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為了應付越來越高的民怨，中國政府投入在社會維穩方面的預算已經超越了軍費支出，每一個人都受到越來越嚴密的監控。30年來，國家變富強了，百姓卻沒有變得更幸福。
因為沒有民主，因為壓制反對聲音，所以掌權者的錯誤不會受到監督和修正，最終可能把國家帶往錯誤的方向，導致一發不可收拾的嚴重後果。過去30年，中國為了貪圖快速發展，放任，甚至鼓勵剽竊、盜版、侵權的行為，終於引發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強烈反彈。在內有維穩問題，外有貿易大戰的交迫之下，中共政權到底會把中國帶往甚麼樣的境地？沒有人可以想像。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來看，30年其實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像六四這樣撼動世界的歷史大事件，也許百年之後再來省思它的影響和功過，會更加客觀，更為貼近事實。不過對於信仰民主的人來說，國家是為人民所共有，國家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民族的虛榮。只是這樣簡單的信念，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在中國生根發芽，讓中國人民有權利享有免於恐懼的簡單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