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重慶師範大學宣佈，副教授唐雲因在《魯迅研究》課程教學中，發表損害國家聲譽的言論，對師生造成不良影響，被撤銷教師資格和降級（將其崗位等級從專業技術五級崗降至專業技術七級崗），該處分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生效。看來，沒有薄熙來的重慶，言論鉗制比薄熙來時代還要嚴厲。

唐雲的個人微博內容已幾乎全部刪除或封禁，但網上流傳一幅他早前的發帖，指這次是他任教三十三年來第一次離開講臺，「今天披著恥辱離去，明天我會戴著桂冠而來」，又表示自己的學生「並不都是猶大」，暗示被撤職是被學生舉報，學生當中至少有猶大式的告密者。

官方文件中沒有列出唐雲究竟講了哪些犯忌的話，也許是擔心一旦引用原文，反倒會讓「錯誤言論」流傳更廣。但有唐雲的學生在網上披露，唐雲在課堂上引述了魯迅的名言「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大概是以此影射三十年前的六四屠殺。中共對六四屠殺三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如芒在背，生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故而出重手懲辦念念不忘六四的公共知識分子唐雲，這是殺雞儆猴，看誰還敢亂說亂動。

唐雲還曾經在微信朋友圈和講臺上針對魯迅所說的“立人”及“立國”的問題引伸説“對於究竟要育何種人，建何種國的問題，與人權和執權的合法性相關”。早先，北大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特別重視魯迅的“立人”思想，並為此組織過專門的研討會。也有青年學子受其啓發成立“立人圖書館”等公益組織，後來遭到中共當局查封，“立人”由此成為“超級敏感詞”。

因言獲罪的“言”，更可能是唐雲或曾批評了“走紅網路”的習近平的金句“擼起袖子加油幹”極為低俗，“嚴重毀壞了漢語言的優美”。這句話出自習近平二零一八年的新年賀詞：“只要我們十三億多人民和衷共濟，只要我們党永遠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擼起袖子加油幹，我們就一定能夠走好我們這一代人的長征路。”在此之後，這句話成為中國官方媒體上的常用語。習近平缺失加劇了中文的粗鄙化，但要求習近平這個半文盲做到“語言優美”，是不是太強人所難了？

唐雲早先畢業於復旦大學，是已故文學評論家和歷史學家潘旭瀾的門下弟子。潘旭瀾是一位有批判精神的學者，其代表作《太平雜説》揭開了太平天國暴政的真相，曾引發一批御用文人對其發動圍剿。中共以太平天國繼承人自居，毛澤東自視為升級版的洪秀全，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就是否定共產黨，否定洪秀全就是否定毛澤東。但潘旭瀾始終不放棄自己認知的真理。既然有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老師，也就有同樣硬骨頭的學生，多年來，唐雲在重慶師範大學成為卓爾不群、不平則鳴、白眼看鷄虫的名師。

唐雲的學生曾經記述了不少關於老師的趣事。唐雲在其任教的兩個班主辦詩歌朗誦比賽，自費買禮物來頒獎，前三名可以隨便要一本書。其中，第一名的學生要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第二名的學生要錢理群的《一九四八：天地玄黃》。然而，這兩本書，一本是禁書，一本絕版了，唐雲費盡心思都沒有找到，只好找其他的書來替代。

還有一次，唐雲忍受不了學校壓抑的氛圍，以及不讀書、不思考的學生，他愛學生，但極少有學生跟他有心靈共鳴。他宣布辭職，下鄉隱居，連辭職報告都交給了校方。最終是什麼使他留下來呢？原來，有同事提出這樣的理由：「你走了，如果你的課讓一個黨棍來上，豈不更糟？」這句話確實很有說服力。如魯迅所言，他不是為愛他的人活著，而是為恨他的人活著。美國思想家安·蘭德在《源泉》裡也說過：「你不能把這個世界，讓給你所鄙視的人。」於是，唐雲勉強留下來。

這一次，唐雲不得不「被離開」。在習近平時代，連講魯迅都成了禁忌，講臺還有什麽價值呢？以前魯迅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範文《為了忘卻的紀念》和《紀念劉和珍君》等，一一被從課本中剔除掉，因為這些文章容易讓學生聯想起六四來。

中共的文教和宣傳幹部確實很狡猾，他們知道哪些文章和哪些作家是「毒草」。長期以來，魯迅是幾代青年學生的啓蒙者，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在北大的課堂上聽錢理群教授講魯迅，再到錢理群教授的客廳裡聽他講魯迅，是我思想“狂飆突進”的催化劑。儘管我後來對魯迅的評價日益下降，不能認同魯迅晚年的左傾親共立場，他捧中共也為中共所捧，歸根到底還是不能掙脫個人的虛榮心；但魯迅早年的作品中的反抗精神，仍然深深地感染和鼓舞我。我感激那段與魯迅和錢理群老師朝夕相處的青春歲月。如果我生活在今天的中國大學，到哪裡能找到敢放膽講魯迅的文學教授呢？

唐雲不是近年來第一個因言獲罪的中國高校教師，當然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這張名單越來越長：華東師大副教授張雪忠、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鵬、貴州大學教授楊紹政、廈門大學教授尤盛東、北京建築工業大學教授許傳青、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重慶師大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清華大學講師呂嘉……從這些學者、教師的遭遇中，我明白了一個此前疑惑不解的難題：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大學生個個都成了小粉紅並組成“學習大軍”，極少數反抗者卻以毛澤東為偶像（比如，幫助南方工人維權的北京幾所名校的一群學生，就高舉毛澤東像）？這是中共當局洗腦教育的必然結果。中共對教育領域的嚴防死守，在教室裡安裝攝像頭，鼓勵學生當告密者，無不印證了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那句名言：「任何專制的國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極力降低國民的心智。」

中共對知識界，除了大棒，還有胡蘿蔔。美國耶魯大學法律學者、現任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協會主席張泰蘇在接受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旗下網上刊物“中參館”（ChinaFile）的訪問中指出，若單單強調“鎮壓”，實不足以形容目前對學術自主威脅的範圍。官僚和行政單位不只引導學者疏離當局厭惡的課題，而且還指引學者靠攏上頭所鍾愛的議題。

中低層學者現在所面對的制度性環境——一個不斷面對升級評估考驗以及論文要在頂尖國家刊物刊登的壓力——更渲染了這種引導的效果。當局將胡蘿卜與棒子並用：棒子當然招惹最大的批評，但胡蘿卜所造成的長遠性影響，最低限度也是同樣地危險。負面的限制可以在短時間內實施或取消，但如果學者開始喪失了正面的自主和目標——即什麼是讓他們投身學界真正的興趣所在——那麼目前的穢氣將永存不散。

所以，張泰蘇認為，中國當今的政權對學界的圖謀，比毛澤東時期更要深遠：毛與學界的關係，特別是在他的晚年，基本上是負面的。他對如何利用學術以完善他的統治，根本就毫無興趣，但他對學者普遍的敵意，卻反而幫助學界維護了它的自主和團結，所以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國的學術界很快就元氣復甦。

但相對來說，習近平政權的手法，則更具制度性，透過行政和合法的活動予以系統性地執行，而不像當年需要透過頭腦發熱的政治運動來落實。這種對學術自由和心靈自由的傷害，以及因為鼓勵告密校園中師生關係的毒化，即便在未來習近平下臺乃至共產黨政權崩潰之後，其後遺症也將長期存在，經歷漫長的時間也難以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