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廣播電台》製作推出一系列以轉型正義為主軸的節目--「開放歷史」；透過歷史學者、政治工作者、文史工作者等，以口述的方式，講述威權、白色恐怖時代的感人故事，紀錄台灣人為民主自由奮鬥的經驗與歷史。《新頭殼》取得央廣授權轉載，讓大家進一步了解過去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和故事。
台灣學運或校園事件有一個重大特色是由外而內，所以藉由當時日本留學生所推動的運動，也影響到台灣島內整個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
1921年10月17日，蔣渭水等人在現今的大稻埕靜修女中成立了「文化協會」，「文化協會」在台灣近代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文化協會」的1032名會員當中，士紳當然占了絕大多數，但士紳因為年紀與身份的關係，比較不可能積極奔走。其中，佔比27.3%的279名學生，則分佈在五所學校當中，分別是：台北醫學專門學校49人、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來的高等農林學校）30人、台北師範學校136人、台北工業學校3人、台中商業學校61人。
為什麼台北師範學校的人數最多？有兩個原因，第一、日治初期的職業教育當中，最高的就是總督府醫學校及國語學校，其中，國語學校就是台北師範學校的前身，可以進入就讀者，幾乎可以說是台灣菁英，所以早期戰後相當一段時間內，醫生與老師都還是被台灣人視為菁英。另一方面，會去唸師範學校者，有不少人是因為家境清寒，無法留學或讀醫，可是又很聰明，所以比較清寒的學生，對於階級問題也比較看重，民族自覺意識較強，因此，台北師範學校在「文化協會」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既然台北師範學校的學生在「文化協會」佔有這麼大的比例，可以想見在學校也是頭角崢嶸、有自覺意識之人，很容易就會對日本殖民政府當時的教育政策，或是各種制度產生不滿，因此，「文化協會」成立後隔年，就發生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最大規模的學生事件，稱為「第一次台北師範事件」。
1922年2月3日及5日，當時台灣師範學生杜榮輝等數十人，因交通紀律問題與大稻埕新街派出所的警察栗生山發生衝突。是什麼樣的交通紀律問題呢？由於日本是靠左行走，所以也要求台灣人靠左邊走，而當時有些學生是靠右行走，就被警察栗生山嚴厲斥責，雙方發生言詞衝突，事後，栗生山至校舍向舍監要求懲處學生，引起學生抗議，並把他團團圍住，事後，台北南警署知悉，派兩名警察前去，又引起學生更大的憤怒，結果驚動了南警署高層，署長親率三名特務警察到校，拔刀恐嚇學生，結果該校學生45人在2月16日及18日兩天分別被捕，扣押至21日才被釋放。
學生被釋放後，警察當局並不善罷甘休，認為是文化協會從中策動，於是動用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攻擊文化協會，並要求各校必須強迫學生脫離文化協會，總計到該年5月止，各校學生及社會人士退出該會者共有425人，一般會員中計有：台北州37人、新竹州33人、台中州65人、台南州12人，以及台北師範學生205人、台中商校學生73人。所以才成立一年的文化協會，會員立即大幅減少，這就是第一次的台北師範事件。
經過這次事件兩年後，到了1924年11月，再度引發更大的「第二次台北師範事件」。事件起因於長久以來規定台灣人學生必須對日本人學生「敬禮」，當然令台灣學生不滿，也不斷向學校當局提出強烈抗議，卻未獲改善。到了1924年11月，學校發表「宜蘭修學(畢業)旅行」的計畫，日本學生表示贊成，而台灣學生則表示不滿，要求到南部地區旅行，導致學生間的分派對立，結果，學校當局因偏袒日本學生，引起台灣學生強烈不滿，於是，11月18日當天有123名學生以不參加來杯葛旅行，學校當局不得不宣佈從19日起臨時停課一週。後來又在28日發表，以生徒(學生)性行不良的名目，決定處分退學30名學生，停學者64名，沒受到處分的學生則必須在29日歸校。但是，當天歸校的學生非常少，後來經過學生家長與校方不斷協調，獲得當局保證，停學者都可以復學，豈料師範學校校長態度強硬起來，要求停學者的父兄六名，必須提出自動退學書，否則學校也會令其退學，所以，這個事件最後共有36人被迫退學。
被迫退學的學生中，有一位很有名的學生叫陳植祺，在謝里法的小說《紫色大稻埕》以及後來改編成的電視劇中，陳植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退學後又考上東京美術學校，是一位天才畫家，可惜25歲就因病英年早逝。而這些學生被退學後，並沒有因此氣餒，相反的，為了繼續完成學業，分批前往東京、廈門、上海等地留學，很多人日後更成為台灣的民族運動鬥士。這就是前後兩次的台北師範學校事件。
接下來，到了1926年又發生了「台北商工事件」。1926年10月7日，台北商工學生陳涓池等7人，因在建成町(今建成圓環附近)湯屋大和屋沐浴時，和在裡面的幾個日本人發生言語衝突，甚至互毆，引起「大騷動」，結果其中10人有３位還分別受到4個月的緩刑懲罰。雖然經過各方奔走，這些學生在10月23日被釋放，但是，台北地方法院三好檢察官卻誣稱這些學生素行不良，引起台灣人學生強烈不滿，後來該校畢業生還以發動聯盟罷課聲援被害學生，於是在10月25日，台北商工學生307人共同罷課，後來經由各方交涉，到了同月29日才有70名學生返校，這是「台北商工罷課事件」。
第三個是「台中一中罷課事件」。台中一中是由台灣士紳林獻堂等人創辦，以台灣人為主體的學校，而這次罷課事件，是幾次學潮中，持續時間最長、遭到退學處分學生最多的一次。學潮肇因於學校炊事長中村，讓他的妻子住進學寮，而中村太太跟學生的關係處理得不好，她明明知道太白粉內有老鼠屎卻不說，一直等到菜做好時，才說不能吃，引起學生不滿，向舍監反映，舍監卻不理不睬，校長也沒有採取進一步處理，本來只有五年級學生參與抗爭，後來事件越鬧越大，三、四年級學生，甚至二年級學生也參與了罷課事件。到了5月16日，只有30名通學生到學校上課，其餘都加入了罷學行列。
可是，因為校方態度始終非常強硬，甚至分化學生家長，最後與妥協派家長達成協議，使得鷹派家長勢單力薄，最後只好屈服。從五月到六月共有三批退學學生，共計36名，再加上遭到停學處分，後來不願意回去的20名學生，因此，總計在這次學潮中犧牲的學生實際上多達60多名。
可見不管是台北師範學校、台北商工、還是台中一中罷課事件，都涉及到日本當局的統治太過強硬、失措，其中，當然也包括了相當成分的民族抗爭特色。
「文化協會」成立後隔年，就發生了台灣史上第一次最大規模的學生事件，稱為「第一次台北師範事件」。 圖：晏山農 ／提供
警察當局並不善罷甘休，動用御用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來攻擊文化協會。 圖：晏山農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