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到九份旅行，必選的項目有以下幾項：逛老街，探尋侯孝賢電影中的場景；參觀黃金博物館，摸一摸那塊碩大的黃金；仰望黃金瀑布，聆聽飛流直下的水聲。我也去了這些家喻戶曉的地方，但我首選的目的地卻是位於金瓜石附近的“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在二戰期間，那裡曾是如煉獄般的盟軍戰俘營。
二戰期間，台灣共有十六座戰俘營，地點遍及東西南北，關押人數前後莫約有四千五百人。金瓜石戰俘營（Kinkaseki Camp）是規模最大也最廣為人知的一處，其他還有位於木柵、新店、大直、花蓮等地的戰俘營。戰俘營中關押的戰俘，以英軍為主，也包括大英國協的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南非以及荷蘭、美國的軍人。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在東南亞戰場一路摧枯拉朽、所向無敵，從香港、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群島、馬來亞、緬甸，一直逼近英國控制的印度。日軍俘虜了數十萬計的盟軍官兵，從中挑選一部分送到台灣關押和服苦役。那段歷史已被人遺忘。
到了勸濟堂牌樓，即可看到旁邊有一道往上的石頭階梯，走數十米可看到“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的指示牌。與之相距一箭之遙的黃金博物館，人頭攢動，摩肩接踵——黃金很有吸引力，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絕非虛言。而在國際終戰和平紀念園區，除了我們一行數人之外，再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參觀者。人們熱愛黃金，卻不願深究黃金開採的血淚史，尤其是那段國際戰俘被當作奴隸勞工驅使的幽暗歷史。對大部分未曾親歷過戰爭苦難的當代人而言，「戰俘營」似乎是一個過於遙遠和陌生的名詞，園區落成時也未見媒體有延伸報導與分析討論；對大部分沉溺於“小確幸”或“本土化”的台灣人而言，當年被關押在台灣的盟軍戰俘只是匆匆過客，他們不是台灣人，台灣人只關心在地事務就夠了，為什麼要去探究外國戰俘的命運呢？
然而，正如英國牧師約翰·多恩在詩集《禱詞》中所說：「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沒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總是社會全體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亦如中國先賢所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那些身不由己地被押解到台灣來的盟軍戰俘，有的被折磨至死、埋骨於此，有的草間求活、熬到戰后獲釋回家的那一天，有的從此再未重返這一傷心之地，有的屢次回來緬懷逝去的戰友……無論如何，他們的生命中有一段結痂的歲月與台灣重疊，並成為台灣現代歷史的一部分。
對待戰俘的方式，彰顯文明之優劣
第一個與戰俘營有關的紀念物，是鑲嵌在地面一塊黑色正方形的、名為「永恆的和平與追思之火」的石碑。再往上走可以看到一座一人多高的醒目紀念碑，碑身上方有戰俘艱辛勞作的浮雕。紀念碑以中英文刻著一段簡潔的紀念文字：
一千餘名大英國協及同盟英勇的軍人在南洋被日軍所虜，於公元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間轉送來此地銅礦及台灣其它地區服勞役，受盡日軍殘酷折磨及凌辱，謹立碑愛悼戰俘永垂不屈之精神。
此碑文中，“愛悼”似乎是“哀悼”之誤植。刻碑者在製作過程中漫不經心、缺乏敬意，出現此種低級錯誤，真是讓人遺憾。
在紀念碑右側，即爲戰俘營僅存的遺蹟，一根斑駁風化的門柱和一小段頽敗的圍牆，在週邊群山環繞之下，格外顯得淒清冷寂，若非旁邊有解說文字，根本看不出這裡曾是一個規模龐大的戰俘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軍戰俘船「英格蘭丸」載著大英國協戰俘一千一百人，由從新加坡駛抵基隆，其中有五百二十三名戰俘被送到金瓜石，之後在此從事採礦工作。後來在戰俘營當軍醫的惠勒少校，在十三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星期五又是十三日，明天我們將下船。傷寒病人昨夜死去，我們將他海葬。現在只有一個人怕熬不過今晚。我懷抱希望，努力應付。情況不能再糟了。妮蒂，我第一次想到也許此生見不到你了。”十四日當天的日記是：“我們在傾盆大雨中登陸台灣，行軍五公里到達台北營後，遭受棍戮和叫罵，又在潮濕的寒風中奉命全身脫光，噴灑了消毒劑，然後發還濕衣，外帶木屐一雙。”
後來，逐漸又有幾批戰俘被送到這裡，戰俘最多時高達一千三百多人。當地居民以臺語稱這裡為「督鼻仔寮」，意思是「高鼻子的外國人住的營舍」。
由於日軍管理嚴苛、醫藥嚴重缺乏，以及水土不服等因素，不少戰俘命喪於此。當時，戰俘們用木头、竹子、芒草，构筑栖身的茅草屋。高山雪寒也只能短裤遮身，每天的食物爲三百克米饭和几片番薯叶，可謂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從住處到礦口，他們每天上下一千七百三十步粗糙不平的石磴。在超过四十摄氏度极度缺氧的矿坑里，一个四人小组每天要采掘十六至二十四车斗矿石，如此強體力勞動，摧毀了許多戰俘的身體健康，很多人再也没有走出黑漆漆的坑道。
一九四五年初，金瓜石的戰俘們被遷移到新店龜山墾殖，生活條件同樣惡劣，直至戰爭結束。
對待戰俘的不同態度，顯示文明的高下及優劣。一般而言，民主自由的英美國家，對戰俘比較人道；極權主義的德國、日本和蘇俄，根本不顧及《日內瓦公約》，戰俘營宛如骷髏地。台灣在二戰中加入日本一方，但日軍的殘暴不容美化。
對劫後歸來的本國被俘官兵的不同態度，同樣彰顯出文明的高下及優劣。國共兩黨皆持有“不成功、則成仁”的儒家專制主義思維，寧要被俘人員“光榮”地死去，也不要被俘人員“恥辱”地活下來。活下來的被俘人員，回歸後得不到起碼的尊重及福利保障，還要受盡羞辱和折磨。
歷史資料顯示，搶救各地倖存戰俘是戰爭結束時盟軍高層最爲關注的當務之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投降；九月五日，美國艦隊抵達台灣，計有二艘護航母艦、四艘護航驅逐艦；次日，英國艦隊亦抵達，計有一艘航空母艦、三艘輕巡洋艦、六艘驅逐與護航艦，以及醫院船、油船等，一應俱全。
美軍不但派出戰機降落松山機場，還派陸戰隊直奔戰俘營搶救奄奄一息的戰俘。日本人恭順地提供一切協助，用火車將戰俘直接運到基隆港西岸的碼頭。四艦共接走約一千兩百名戰俘，在外海轉移到兩艘航空母艦上，開赴馬尼拉，然後準備回國。
美國艦隊在六日離開，緊接著英國太平洋艦隊特遣隊也抵達基隆港。八日，還有澳洲皇家海軍驅逐艦，及紐西蘭醫院船抵達，專門為了救助剩下的九十名戰俘。
從英美國家將接送戰俘作為戰后首要任務，到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好萊塢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可見對軍人尤其是戰俘的厚待，乃是驗證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和人權保障的重要標尺。
台籍警察是助紂為虐，還是雪中送炭？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是大英國協的首批戰俘進駐金瓜石戰俘營的日子。每年十一月的第二個周日這天，“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都會在紀念公園舉辦追思儀式。該協會的創辦者，並不是在地人士，而是加拿大籍的台灣女婿何麥克（Michael Hurst）。二十多年前，何麥克成立「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他平時做生意，稍有閒暇，便投入推廣台灣盟軍戰俘營這段歷史的工作，是一名難得的有心人。
紀念這段歷史，需要釐清當時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籍日本兵的罪過與善行，他們究竟是選擇助紂為虐，還是選擇雪中送炭？在大歷史大激流中，普通人只能隨波逐流，但每個人仍可在一定範疇內作出不同選擇——將槍口抬高一點，還是放低一點，後果截然不同。戰后，有一些參與虐待戰俘的台籍日本兵，受到法律追究，甚至遭判刑入獄；不過，也有如同辛德勒那樣拯救囚徒生命的台灣義人，受到各國政府和民間社會的表彰，甚至與受助者再度重逢，愛的光芒超越歲月的滄桑。
有一位在地文史工作者回憶說：“曾聽先母提起，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夏天，日本兵押解一批「阿凸仔」，從瑞芳步行至金瓜石，途經九份城隍廟下時，適逢傾盆大雨，就在民宅的屋簷下休息，當地人見到疲憊不堪的「阿凸仔」，由於同情心趨使，趁日本兵不注意時，有人遞食物及飲水給他們。二十多年前，居然還有英國老先生，前來九份尋找當年雪中送炭的人，聽說並沒有找到。”
而何麥克在若干倖存者的回憶錄中也發現諸如此類的細節：日軍強迫戰俘到金瓜石的銅礦礦坑工作，一起工作的台灣籍礦工，有時會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把自己飯帶的飯菜分給戰俘們吃。雖然彼此語言不通，但心心相印。別小看這半碗飯菜，那時可能就是救命的糧食。
還有一名曾被關押在台灣的最高級英軍戰俘也留下一段回憶。一九四二年，在被日軍圍困多日、彈盡糧絕之後，馬來亞英軍總司令白思華將軍（Arthur Percival）率領八萬聯軍投降。這是英國軍事史上最大規模的投降。此後，有差不多兩年多時間，白將軍被日軍關押在台灣幾個不同的戰俘營。一九四九年，白思華在回憶錄《馬來亞的戰事》中有少許筆墨提及在台灣被關押的經歷：
我們的抵達給當地的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量的群眾跑來湊熱鬧看好戲。但即使如此，多數人很明顯是同情我們的。畢竟大部分的福爾摩沙人都來自中國，因而鮮有對日本抱持好感者。我記得有一位福爾摩沙的哨兵曾經這麼對我說：我是支持蔣介石的！如果美國人登陸的話我會立刻丟下我的步槍投降！
白將軍的回憶錄，或許受到戰后意識形態氛圍的影響。但至少說明，當時有相當部分的台灣人並不支持日軍的暴行，並對蔣介石政權抱有相當之期望——當然，他們不可能知道，蔣介石政權並不比日本人好到哪裡去，某些方面甚至更糟。
一場未曾實施的大屠殺
在黑色大理石製作的紀念牆上，紀錄著當年戰俘的名單，紀念牆的樣式有點像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有九名戰俘的家屬來到園區緬懷先人，來自英國的福倫（Louis Follon ）到紀念牆尋找並擦拭父親名字上的雨水，也留下紀念照片。這是福倫首度來台灣，找到父親的名字，宛如與逝去的父親在另一時空中重逢。在蘇格蘭風笛與長號聲樂中，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在戰俘營紀念碑的左右側，各豎立著一塊中英文解說的指示牌。解說文字如下：
金瓜石第一戰俘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日軍將馬來西亞及新加坡所俘擄之英國國協及同盟國軍人五百餘名運送來台，監禁於此地異常惡劣的銅礦中做奴工，經歷病痛飢寒，並忍受日軍之凌辱及虐待，以致死者眾多。
一九四四年末期，日軍藉口為便利戰俘至礦場工作，從戰俘營後方通到礦場挖掘了一隧道，實際上這是準備大屠殺的陰謀。根據日軍司令部訓令，如美軍登陸攻打台灣時，「將全部戰俘集中在隧道內殺害，不准留任何痕跡」。該訓令之原文一九四六年被戰俘調查當局查獲兩份，其中一份至今留尚於華盛頓美軍檔案中。上述陰謀由一位同情戰俘台籍警衛秘密告知六名戰俘。
所幸美軍沒有攻打台灣，戰後戰俘被遣送至台北附近的集中營，直到日軍投降。此紀念碑的建立是為了追念監禁於此的戰俘與那些同情戰俘，見義勇為的台籍人士。
時至今日，戰俘營遺址僅存的門柱及部份圍牆位於涼亭的右後方。
永誌不忘
發現這份大屠殺文件的，是倖存戰俘之一的艾華士。艾華士於一九四六年二月隨同調查人員重返戰俘營，發現戰俘營已淪為一片廢墟，由於國民政府不聞不問，木窗等建筑材料都為貧困的當地人所拆走。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找到日軍軍官居住過的房舍，在成堆的垃圾中發現了一批珍貴史料。艾華士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有人在匆忙中犯了大錯，居然忘記將營區大文件燒毀。我們發現了沾滿泥土，但仍然完整、字體清晰可讀的證據。……翻譯員在許多文件中，找到一張保存完整的書面命令，就是：假如盟軍登陸台灣島時，要將全部戰俘屠殺。由於此地是找到證據的惟一地點，也由於這份公文，金瓜石戰俘營，因此在歷史上留名。
在這份名為“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台灣戰俘營台北總部日誌”的文件中，明確記錄了關鍵時刻處理戰俘的方法：“無論是個別或集體處置，將以集體炸斃、毒煙、毒物、溺斃、斬首或其他方法，依當時情況而定。我們的目的是無論如何不能讓任何一人逃脫，要將他們全部毀滅，不留任何痕跡。”
後來，營區司令官今村上尉等人在法庭作證時，也承認他們當初作出了大屠殺的預案。
幸運的是，美軍在太平洋上採取讓日軍意想不到的戰略，即麥克阿瑟所形容的“蛙跳”，美軍繞開日軍堡壘森嚴、可能造成重大傷亡的台灣島，直接進軍硫磺島。然後，兩顆原子彈摧毀了長崎和廣島，也摧毀了日本負隅頑抗的戰鬥意志。日本天皇宣佈投降，駐守台灣的日軍與中國、東南亞各地的日軍一樣，聽從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由此，戰俘營的囚徒們得以免遭大屠殺。
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對於日本人尤其是這兩座城市的居民來說，確實是錐心之痛；但對於艾華士這樣的盟軍戰俘來說，則是要“感謝上帝”的好消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兩顆原子彈是“必要的惡魔”，是日本咎由自取的結果。
艾華士的回憶錄後來被翻譯成日文出版。第一個翻譯是日本記者瀳野慎二，他在翻譯此書的過程中神秘地死於暴力襲擊，案情至今未偵破。川島黑目美繼續完成其未竟之業，並與艾華士一起重返金瓜石戰俘營考察，看到坑口已被鐵柵封住，有水從裡往外流，“山谷間吹起凜冽的寒風，我的雙行熱淚，頓時奪眶而出”。
在此書的譯後記中，川島黑目美深刻反省了日本歷史教育的片面性：“當討論到日本的戰爭責任，就會顯示出日本政府不明確的特性。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除了廣島長崎被投擲原子彈、沖繩女孩悲劇外，其他一無所知。我當然也不知道，日軍俘虜的事情。簡單地說，我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僅止於對戰爭的歌頌，或日本人遭受的苦難，從未有人教導過我歷史的另一面。”由此，她探討了日本國民性的陰暗面：“日本人一般上從不認為，需要將他們的想法準確地與他人溝通，他們不覺得語言的溝通有那麽重要，因此常常低估了溝通的力量。對抗亦復是如此，一般人如果感覺不痛快或不安時，總是極力地逃避。對抗可以說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更甚者，人們認為如果別人的不安，是由於他們的難題而引起的，他們則要對此負責。對抗會破壞寧靜的心理平衡，是每個成熟的日本人都應盡量避免的。因此，坦誠的陳述被視為對抗。但，令人遺憾的是，保持沉默，對於非日本人來說，他們不認為是成熟，反而被視為不可理解的、漠不關心和不留心。日本人之間，習以為常的猜測遊戲，在國際間，起不了什麽作用。”
在此背景下，川島黑目美呼籲日本正視歷史、檢討罪責、回歸國際社會：“日本有許多機會，可以說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真相，真誠地道歉，並採取補償行動，但他們全部都錯過了。他們除了撫慰被傷害的人的悲痛感受，還必須獲得持續及全面向世人解釋的能力。他們必須瞭解，為了撫平日本人的情緒，同時又要成為國際社會被尊重的一員，不能將這些往事，永遠地封鎖起來。”
這一番推心置腹之言，不僅是對日本人說的，也是對台灣人說的。經過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日本文化中優秀的和糟糕的部分，都一齊深刻地嵌入台灣的國民性之中。由於東亞固有的“恥感文化”，日本未完成對戰爭罪行的清理，台灣未完成民主化之後的轉型正義。現在，是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