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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仁健觀點》從彥伯問臍到厲婆背書的問政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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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
厲耿桂芳提到許多中國歷史上古人包括孟子、韓非子等人流傳至今的話,到現在與國人勉勵,厲耿突然『抽考』,要求柯文哲跟她進行『禮運大同篇』的句子接龍,柯文哲乾脆直接全部背誦,還笑說『我有背啦!中國古書我讀很多』。」圖為2015年5月18日,厲耿桂芳在台北市議會質詢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資料畫面。
厲耿桂芳提到許多中國歷史上古人包括孟子、韓非子等人流傳至今的話,到現在與國人勉勵,厲耿突然『抽考』,要求柯文哲跟她進行『禮運大同篇』的句子接龍,柯文哲乾脆直接全部背誦,還笑說『我有背啦!中國古書我讀很多』。」圖為2015年5月18日,厲耿桂芳在台北市議會質詢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資料畫面。   圖:翻攝自厲耿桂芳臉書

代議民主制(或稱間接民主制)是現代國家普遍實行的制度,就是由公民選出立法機關成員(議員),在議會中行使權力,因此才稱為代議。但這種制度最大的缺點,就是選舉過後,選民和被選者之間並無約束關係,所以被選者在議會中的行為,往往無法反映選民的意願。

當然,理論上在議會裡表現太差,被多數民眾所厭惡的代議士,下次選舉時會遭選民唾棄。但實際上受限於部分選區的選民特質以及族群黨派的背景,即使號稱素質最整齊的台北市議會,藍綠兩邊仍有些水準低劣、醜態百出,卻又永遠無法淘汰的資深民代。鄉民間流傳的PTT世說新語「彥伯問臍」,就是典型惡例。

「彥伯,無知民代。『彥伯問臍』指在外科醫生面前問人肚臍英文。比喻在行家面前賣弄本事, 不自量力,亦作『柯前問臍』或『醫前問臍』。時有彥伯,好問臍,逢人必問。一日,柯太守至備詢台。彥伯問太守:『汝可知臍為何物?』,太守大笑曰:『ㄤ逼哩蓋斯 ,吾專家也』。彥伯聞之,羞無以復』。」

這故事用白話文來說,就是2015年6月11日議會總質詢時,新黨市議員陳彥伯質詢市長柯P時,在罵市府缺乏信用(credit)賣弄起英文,卻拼錯成 「credict」。接著他嘲弄柯P用肚臍思考時又賣弄英文,竟問:「肚臍,英文怎麼拼?你會拼嗎?」柯P搶答:「umbilicus,我是醫學專家啊,你忘掉了?」並報以大笑。陳彥伯表情僵硬,只能勉強回應「俗稱belly button」等寥寥數語,表示自己也懂肚臍的英文怎麼講,場面極其尷尬。

柯P與阿扁都是傳統聯考下本土家庭資優生的代表,雖然英語發音往往帶著濃厚的鄉土味;但他們又不是馬英九、蔣孝勇之類的高級外省人,能用特權冒充僑生來加分,或是去陸官過個水混進台大。柯與扁都是聯考丙組與丁組前一百名的考生,六科都必須高標甚至接近滿分。如果是跟柯與扁這類本土型政客挑戰英文單字,高級外省人未見得可以佔到便宜?

但天龍國裡這些高級外省人的代議士,卻永遠只會用眷村看台灣,以為這些來自本土家庭的政客,英語發音不好就代表英文程度不佳,想在質詢時讓對手難堪,最後反而是自曝其短。但「彥伯問臍」還不是最蠢的鬧劇,「厲婆背書」已後來居上。2017年11月17日《自由電子報》報導〈神背誦禮運大同篇 柯得意:我有背啦!〉:

「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今日下午於市議會總質詢時,與備詢的市長柯文哲論及中央政府推行歷史課綱去中國史、中國文化,國文課綱削減文言文比例,認為不合哩,厲耿桂芳還上起『國文課』,還抽問孔子『禮運大同篇』,不料,柯文哲神背誦立刻秒回答,柯文哲臉上藏不住笑意,笑說『我有背啦!中國古書我讀很多』。

厲耿桂芳先問是否認同中華文化?柯表示認同,並說這沒問題,他自己讀很多中國古書,都是屬於華文系統,讀中國歷史也沒什麼壞處。……

最後,厲耿桂芳提到許多中國歷史上古人包括孟子、韓非子等人流傳至今的話,到現在與國人勉勵,厲耿突然『抽考』,要求柯文哲跟她進行『禮運大同篇』的句子接龍,柯文哲乾脆直接全部背誦,還笑說『我有背啦!中國古書我讀很多』。」

柯P又不是馬娘那樣的假僑生,能上台大醫學系,就算他的人文素養再差,背誦記憶的能力也絕對在你我一般的常人之上。但為何這些高級外省人會蠢到要去挑戰英文單字?而且就算要抽考,又為何要挑醫學用語?就算要抽背古文,又為何要挑高中課本裡有的?彥伯與厲婆會做出這種近乎「自殺」的問政,背後原因除了議員個人的智商以外,也拜戒嚴時代當權者的族群差別待遇所賜。

1950年代兩蔣剛流亡來台,為了鞏固統治基礎,就刻意用些下流手段,在入學考試時區隔省籍,藉以保障外省人的小孩。例如1959年屏東初中聯考的作文題目定為 〈火車頭〉,外省小孩想也不用想,就可以把那個禿頭的總統,形容成勇往直前的火車頭,帶領全國軍民在反攻大業的正確軌道上,勇往直前的奔向康莊大道。

但台灣小孩就慘了,那年代台語還沒被國語同化,沒人聽過張秀卿唱的:「火車已經到車站,阮的心頭漸漸重。」台灣小孩只會用台語,把「火車頭」當作是車站。所以即使把車站裡的迎往送來,寫到讓人五內俱感,閱卷者還是以文不對題為由,奉送台灣小孩鴨蛋一枚。放榜時外省小孩「看人歡喜來接親人」,本省小孩就只好「阮是傷心來相送」。

1957年大專聯招的作文題目〈讀書的甘苦〉,也是類似的情形。那時台灣人還是習慣用台語思考,台語的「艱苦」與「甘苦」聲音相近,只有尾音不同,所以連很多台語歌的作詞者,也往往將「甘苦」誤為「艱苦」。很多台灣考生因此也誤將讀書的「甘苦」寫成了只有苦卻沒有甘的「艱苦」,最後就算不是零分,也絕對高不到哪裡去。

除了用台語跟國語間的微妙差異當陷阱,城鄉差異也是命題者用來區隔不同族群考生的合法手段。1967年北區高中聯考,由於台北市有建中、附中、成功、北一女與中山這五所日治時代傳統的明星學校「五省中」,總是吸引中南部的菁英學生越區來報考。

所以這一年北聯作文題目就好玩了,叫作〈我對台北市改制的想法〉。原來這一年台北市因為之前市長選舉,黨外的高玉樹高票當選,國民黨輸到翻臉了,就將台北市改為院轄市,如此一來市長就跟省主席一樣改為官派。但天龍國以外的鄉下孩子,哪裡會懂得什麼「台北市改制」?

從彥伯問臍到厲婆背書,說穿了就是這些擁有高級外省人心態的天龍國政客,總以為自己比其他台灣人更懂中文,甚至更懂英文,以此作為自己刷存在感的本錢,真的是可悲卻又可笑。當年外省人能受高等教育,除了拜軍公教子弟的教育補助之賜,有時考題裡也暗藏「機關」。因此對於那些能突破這些「機關」的本省籍台大生,高級外省人就省點力氣,別再公開抽考或挑戰背書,以免自曝其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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