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遍及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中,高雄中學是惟一受到國民黨軍隊攻擊的中學。一般來說,即便在敵國交戰時,通常不會向學校開火。但對國民黨而言,鎮壓“內亂”,似乎比抵抗外敵更得心應手,國民黨軍隊對學校、教會和醫院從不心慈手軟。下令攻擊雄中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回憶錄中將雄中視為“暴徒”之大本營,而雄中自衛隊更是一個發起“暴動”之叛亂組織。那麽,雄中自衛隊難道真的如彭孟緝所說,個個是青面獠牙、凶神惡煞的暴徒?

當我造訪高雄中學時,迎接我的是圖書館館長吳榮發老師,他對高雄二二八的歷史頗有研究。吳老師告訴我,學校主樓是日治時代修建的漂亮而堅固的紅樓,同一時期的台大、成功大學也有不少類似的紅樓。我回應說,我很喜歡這種西式紅樓,我的母校北京大學的第一棟現代建筑就是紅樓。不過,吳老師說,跟其他那些紅樓相比,雄中的紅樓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面向昔日火車站的那面墻上,至今仍可看到斑斑彈痕。

彈痕斑斑的紅牆,無法遮蔽的歷史

吳老師帶我到主樓東邊的墻下,將那些彈痕指給我看。果然,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或深或淺的彈痕仍清晰可見。其中有一處五十公分的坑洞痕跡,一看就知道是用砲彈轟的。

彭孟緝不愧為砲兵中將,早年奉派赴日本野戰砲兵學校進修,返國後任陸軍砲兵學校主任教官,深知砲兵的利害。他悍然下令開炮,至於砲彈射出,對方的結局是血肉橫飛,還是屍骨無存,他就懶得評估了。

屠殺之後,國民黨跟共產黨的做法略有差異:國民黨的“高雄屠夫”故意留下墻上的彈痕,以此震懾學生,並教育學生“忠黨愛國”,否則死無葬身之地。殊不知,人心是無法壓服的,雄中校友,詩人李敏勇的自由精神的啓蒙,就來自於這些彈痕:“一九六零年代,高中時,從一位體育老師指着教室外牆上斑駁彈痕,知曉二二八事件。種子埋葬在心中的土壤。”共產黨似乎比國民黨狡猾一些:中共當局製造了天安門慘案之後,短短幾天之間,就調動大批人力,將人民英雄紀念碑護欄上的彈痕全部抹去,好像那裡從未發生過流血事件。

稍後,吳老師將雄中自衛隊的歷史資料展示給我看。台北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高雄市民是如何應對的?

三月四日,學生們聚集在學校的體育館開會,平時在同學中頗有威信的李榮河認為,為了保護校園,有必要成立學生自衛隊。眾人便推舉他擔任隊長,陳仁悲任副隊長。他們抱著「在大時代變動中學生學生們可以做些什麼」的念頭,帶領雄中、雄女、雄商和雄工等四所學校的學生,主動出面維護校園和附近的治安。

當時雄中的校長為林景元,是一位數學家,老成持重。留用的日籍教師曾我廣一認為,林校長是一位人格相當高潔,自我要求也很嚴格的人。林校長並不同意學生的自主行動,勸說大家盡快回家。但同學們執意留守校園,林校長只能口頭勸誡,然後退回校長宿舍。即便如此,兩天之後林校長仍然被捕,與次子林有義被拘禁五十多天,受盡虐待。林有義回憶說:“阿兵哥以很粗的鐵線反綁父親雙手,以老虎鉗用力絞緊。鮮血自父親手腕沁出,衛兵又以日本刀毆打頭部,導致父親前額血流如注,而我用舌頭整夜舔他的傷口及至止血為止。三天二夜滴水未沾。”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軍人的殘忍與兇狠讓人不寒而慄。而父子情深、相濡以沫的場景,更是催人淚下。此類暴行,以“人民慈父”自居的蔣介石,難道一無所知?如今讓我更為莫名驚詫的是,許多經歷過中共六四屠殺的中國民主派知識分子,居然轉而擁抱“民主燈塔”蔣介石,對於跟六四屠殺性質一模一樣的二二八屠殺,則乾脆閉目塞聽。

自衛隊擔心外省籍老師受到傷害,請他們住在二樓,僱請工友為他們做飯。同時,自衛隊還設置民眾保護所,外省人約一百三十人,多聞風而至。自衛隊又派出巡邏隊,維持週邊地區的治安。高工學生開車將鐵工廠、煉鋁廠內高階外省公務員載到校內安置保護。

自衛隊的做法,跨越省籍區分,胸襟開闊,境界高遠,堪稱“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而自衛隊實際上的戰鬥力,被國軍誇大了。自衛隊成員們確實分發了學校收藏的日本統治時期軍訓的武器,但這些槍枝多半無法使用,經由臺南工學院的學長整理後,殺傷力仍然有限。他們一度組成“決死隊”,試圖沖到火車站驅逐憲兵,控制交通樞紐,卻在憲兵的還擊下四處潰散。

三月六日,國軍攻佔高雄市內主要據點後,將雄中圍住。七日淩晨,兩個營的兵力攻擊雄中,並在火車站屋頂架設四門迫擊炮向校內射擊,同時拉來要塞炮直接射擊校舍。此時,自衛隊的成員大都散去。

勇士變暴徒,屠夫變英雄

事後,彭孟緝為了掩飾其屠夫行徑,將此次事件定調為學生有計畫地推翻政府,並宣稱握有「學生軍組織表」、「告親愛的同胞書」、「高雄學生聯合軍本部關防」等煽動的證據、認定學生們拘禁一千多名外省人並綑綁部份外省人作為“沙包”。這一謊言謬種流傳多年。白色恐怖時代,自衛隊成員瞠目結舌、沉默是金,不能為自己辯白。其實,當時進攻雄中的步兵連長王作金的回憶,即可讓彭孟緝之謊言不攻自破:「我們步兵班進入高雄第一中學校園捜索後,未發現有人傷亡,也沒有看到有外省人被綁在窗口,以後便退回火車站。」

國民黨當局在輿論宣傳中更是污衊自衛隊成員“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殊不知,自衛隊隊長李容河正是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先鋒。戰爭後期,日本特高警察濫捕台灣地方士紳及知識分子,羅織罪名製造東港事件等冤獄,李容河的父親也遭到逮捕拘禁,經過九死一生才劫後歸來,李家從此被日本當局嚴密監控。李容河體格強健,為人豪爽,在學校遇到不平事件,常常挺身而出,幫助被日籍學生欺負的台籍同學。他怎麽可能是日本奴化教育的犧牲品?從照片上看,這位如此英姿颯爽的青年,本該是國家棟樑,偏偏成了有口難辨的“叛亂分子”。

反之,彭孟緝才是奴才中的奴才。据孫立人將軍回憶,蔣介石甫來台時,驚魂未定,彭孟緝極盡奉承之能事,每天燉一盅雞湯給蔣補養身體。曾任台灣省長的吳國楨也曾評價彭「人品極劣」,多次痛斥其濫殺無辜。彭卻靠著屠殺民眾的“功績”,升任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台北衛戍司令等要職。由此,他更涉足情治系統,一手遮天,並深獲蔣氏父子之信任。當年敗退來台的國軍上將多如牛毛,偏偏彭孟緝這個並無顯赫戰功的中將,得以飛黃騰達,成為陸軍一級上將,以及國軍中唯一兩度出任參謀總長之人。彭晚年更是位列國民黨八大元老之一,在李登輝時代仍然不甘寂寞、翻雲覆雨。

台灣缺乏轉型正義的重要標誌,就是蔣介石、彭孟緝等屠夫從未受到清算和譴責。彭孟緝之子彭蔭剛(中國航運董事長,前香港特首董建華妹夫)為了給父親摘去“高雄屠夫”的帽子,委用中研院研究員朱浤源、黃彰健等人寫翻案文章。有錢能使鬼推磨,兩名御用學者居然得出了「彭孟緝處理高雄事件未犯錯」的荒唐結論,士林為之蒙羞。

二零一五年,彭蔭剛更是隨同連戰前往中國參加閱兵典禮,並以「中華民國國民」身份在《聯合晚報》頭版刊登半版廣告,力挺連戰此行。彭蔭剛表示,他身為軍人子弟,他父親曾在八年抗戰中參加了各大會戰(然而,比起屠殺民眾來,在抗日戰場上,彭並沒有立下多麽顯赫的戰功)。他認為,「我們沒有理由反對大陸盛大舉行抗戰勝利大典」,他還曾向總統府建議台灣應主動向大陸提出台灣願意派國軍三軍儀隊代表出席。馬英九雖然親中,畢竟還沒有愚蠢到這個地步,將於彭氏的建議束之高閣。

彭蔭剛真是太過健忘了,他難道不知道,當年將他老爹和蔣總統趕到台灣來的,不正是他欣賞的“展示國力”的共產黨軍隊嗎?他的明目張膽的“附匪言行”,在他老爹當警總司令的時代,可是殺頭的大罪。他就不怕老爹從墳墓裡爬出來,大義滅親地將他送去綠島管訓終身?

在雄中,自由精神代代傳承

下課時候到了,剛才還寧靜的校園,頓時人聲鼎沸。青春多麽美好,中學生們活潑的身影,像音符一般流淌在校園的每個角落。他們可曾知道,就在這裡,曾經是硝煙瀰漫的戰場?是誰,讓他們的前輩,本來是捧書本的手,不得不握住長槍?

雄中有著源遠流長的自由民主的校風和傳統。雄中校友、英語教育的先驅、同時也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柯旗化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戰后初期雄中的生活:“言論完全自由,任何事情都可以討論。我們初次嘗到沒有約束的自由生活,覺得很幸福。”男孩子們拒絕將頭髮剪成鍋蓋,留著瀟灑的長髮。今天雄中的少年人,有沒有同樣的決心和勇氣,去擁抱自由與幸福呢?

自由與幸福從來不會從天而降,必須抗爭乃至犧牲——如果你不挺身反對黑箱課綱“微調”,你就會再度淪為黨國洗腦教育的受害者。雄中人沒有忘記紀念自衛隊的前輩們,學生代表在宣誓誓詞時如是說:“我們不是草莓族也不是沒有思想的蘆葦,當不公不義與違反民主人權侵害到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時,我們會繼承學長們的精神,秉持熱情和勇氣,發揮智慧與韌力,為社會正義與人類文明盡最大努力,擎起不滅的火炬,讓歷史不再有遺憾。”這樣的孩子,是台灣生生不息的亮光。

如今,在立法院內,又開始了關於取消國父崇拜的討論。大人們在打口水戰,雄中的孩子們卻已先行一步。二零一六年二月二日,高雄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宣佈,從本學期開始,始業式、休業式改於集合場(升旗處)進行,簡化流程,取消向國旗暨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

此一消息激起某些保守派的反擊。對於某些人來說,倘若沒有國父的支撐,天不就塌下來了嗎?共產黨政權更是氣急敗壞,跨海指點“台灣進步力量”出聲“捍衛憲法”。在爭議聲中,高雄中學學生聯合自治會學權部長凃峻清投書媒體,闡述了有關理由。首先,“對旗幟與肖像行禮,是一種服從權威與圖騰崇拜。民主國家不會要求人民表現出對國家符號的強烈認同。”其次,“國旗、國父都是政治圖騰,而敬禮是一種政治表態,對威權政治表態不應該出現在培養自主思考的校園。台灣邁向政治民主化,這種戒嚴時期的產物早該走入歷史,落實轉型正義。”最後,凃峻清的結論是:“學生自治,是為了更好的校園生活。……期盼在未來,各校學生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讓校園環境更加自由民主,迎向更好的校園生活。”

這篇文章,思維縝密、文字流暢、充滿自信、光明正大,讓我肅然起敬。我願意為之鼓與呼:雄中的少年朋友們,加油!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