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級生應該都有印象,我服役與當代課教員那幾年,每逢228,軍公教警無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情治機關甚至廣派鷹犬「滲透」各單位,若是不慎被這些走狗貼了反動標語,該單位值夜者連同主管都還要被懲處。

如今當權者雖然年年228都會行禮如儀的追悼受難者,但在之前的113與之後的45這兩天,依然去桃園向那2具殭屍「謁陵」。這種變態到又拜殺人者,又拜被殺者的荒唐行徑,看來不等他像阿扁那樣下台後進土城報到,歹戲一定還要拖到棚垮犬散為止。

據2015年2月26日《自由時報》報導,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昨日舉辦《見證228》新書發表會,包括民進黨前主席姚嘉文及多位受難者家屬與會。新書邀人權攝影家潘小俠、白色恐怖受難者楊碧川、人權及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參與,總計採訪拍攝228位受難者或遺族,受難族群包含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4大族群,事件發生地點遍及台灣全島。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本身也是228受難者家屬,他的伯父陳成岳在事件中被槍決。據陳成岳的媳婦陳賴麗卿在書中受訪指出,陳成岳出身羅東醫生世家,戰後曾任台北縣參議員,228時擔任羅東地區治安委員會主委,維持地方治安,營救並安置40多名外省人,兩個月後卻被警察抓走,4月29日晚間被抓到舊蘭陽橋上槍決,滾落橋下後,還被槍尖刺到死。

其實早在阿扁還在位時,國民黨就在2006年2月22日的中常會裡,由黨主席馬英九定調228事件是「官逼民反」,但這種無稽的推論隨即引發爭論。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昨天表示,他的伯父陳成岳當年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醫生,根本沒有「反」卻被殺害,他曾向馬英九總統表示,228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說法,他無法接受。

陳士魁還表示,228受難者家屬張安滿去年就曾表達,不能接受國民黨定調的「官逼民反」說,而張安滿的心情他能理解。事實也就是如此,很多受難者當時根本沒反,也不敢反,純粹就只是在國軍清鄉時無辜被殺。去年中樞紀念儀式到花蓮舉行時,陳士魁說,他曾向馬總統當面表達,而他也相信馬總統聽得懂他的解釋。

正如好友蔡其達說的:「可以理解受難家屬不願揹負『官逼民反』的心理;但以順民姿態求平反,只會乘了統治者的心願。不論228、白色恐怖,若永遠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人,那麼轉型正義就只會空轉,民主、人權的根基永遠不踏實。」當然,從歷史來看,228的來龍去脈,實在不可能用有限的幾千字解釋清楚。我只好借用胡忠信大哥的破題法:「先講結論,228就是屠殺,反不反都要殺」。

228發生在二戰結束後1年多,老蔣剛從日本手上取得對台統治權,但這時兩岸之間的發展已天差地別。不要提什麼法治、經濟、教育,就拿最基本的衛生來說吧!老蔣這麼一個野蠻的軍閥,要統治一個相對文明的地區,悲劇就已揭開了序幕。

1896年馬關條約簽定後,日軍入台面對了各地的抗日民兵,結果戰死的只有164人,卻病死了4,642人,病死是戰死的40倍。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逼得日本政府一度考慮讓中國贖回台灣。諷刺的是台灣的蚊蠅,竟然比反抗軍更能讓日軍懼怕。當時日軍的《征台衛生彙報》中如此描述: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

日本治台之初,致力於衛生醫療的改善。從廣建醫衛設施到普及教育,並禁止妨礙衛生的民俗。更透過強制的「港口檢疫」,將台灣與外來病源(主要來自中國)隔離開來。終於有效地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瘟疫。

但是,戰後老蔣一「光復」台灣,政治經濟倒退也就罷了,士兵上街搭車、看戲、買東西都不付錢也罷了,連絕跡多年的天花、鼠疫、霍亂等瘟疫也都「光復」了。1947年2月27日,就在228事變爆發前一天,《民報》社論就這樣說:

「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老蔣派來的接收部隊與官員,在經過殘酷的日軍統治後台灣人眼中,簡直是一支乞丐兼強盜的團體。品德的低落已讓人無法忍受,個人衛生習慣更是讓人無法恭維。隨地吐痰、大小便,讓瘟疫的一發不可收拾。連台灣省政府公營的《台灣新生報》,在1946年3月6日社論都坦承:

「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2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的一個不能消滅的事實。」

從老蔣個人的昏庸自私,到兩岸發展上的落差,會出現228事件,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現實的必然。因此大家可以發現,228事件一等國軍登陸,只要日治時代曾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

台灣第1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這些不勝枚舉,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謀殺。經過這場知識份子大屠殺(當然有更多平民百姓,還有些外省人也跟著陪葬),台灣人從政的機會更少了。當然,對擁有無限權力當權者來說,屠殺就只是要立威,反不反都要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