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級生應該都有印象，我服役與當代課教員那幾年，每逢228，軍公教警無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情治機關甚至廣派鷹犬「滲透」各單位，若是不慎被這些走狗貼了反動標語，該單位值夜者連同主管都還要被懲處。

如今當權者雖然年年228都會行禮如儀的追悼受難者，但在之前的113與之後的45這兩天，依然去桃園向那2具殭屍「謁陵」。這種變態到又拜殺人者，又拜被殺者的荒唐行徑，看來不等他像阿扁那樣下台後進土城報到，歹戲一定還要拖到棚垮犬散為止。

據2015年2月26日《自由時報》報導，228事件紀念基金會昨日舉辦《見證228》新書發表會，包括民進黨前主席姚嘉文及多位受難者家屬與會。新書邀人權攝影家潘小俠、白色恐怖受難者楊碧川、人權及文史工作者陳銘城參與，總計採訪拍攝228位受難者或遺族，受難族群包含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4大族群，事件發生地點遍及台灣全島。

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本身也是228受難者家屬，他的伯父陳成岳在事件中被槍決。據陳成岳的媳婦陳賴麗卿在書中受訪指出，陳成岳出身羅東醫生世家，戰後曾任台北縣參議員，228時擔任羅東地區治安委員會主委，維持地方治安，營救並安置40多名外省人，兩個月後卻被警察抓走，4月29日晚間被抓到舊蘭陽橋上槍決，滾落橋下後，還被槍尖刺到死。

其實早在阿扁還在位時，國民黨就在2006年2月22日的中常會裡，由黨主席馬英九定調228事件是「官逼民反」，但這種無稽的推論隨即引發爭論。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士魁昨天表示，他的伯父陳成岳當年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醫生，根本沒有「反」卻被殺害，他曾向馬英九總統表示，228事件是官逼民反的說法，他無法接受。

陳士魁還表示，228受難者家屬張安滿去年就曾表達，不能接受國民黨定調的「官逼民反」說，而張安滿的心情他能理解。事實也就是如此，很多受難者當時根本沒反，也不敢反，純粹就只是在國軍清鄉時無辜被殺。去年中樞紀念儀式到花蓮舉行時，陳士魁說，他曾向馬總統當面表達，而他也相信馬總統聽得懂他的解釋。

正如好友蔡其達說的：「可以理解受難家屬不願揹負『官逼民反』的心理；但以順民姿態求平反，只會乘了統治者的心願。不論228、白色恐怖，若永遠只有受害者而無加害人，那麼轉型正義就只會空轉，民主、人權的根基永遠不踏實。」當然，從歷史來看，228的來龍去脈，實在不可能用有限的幾千字解釋清楚。我只好借用胡忠信大哥的破題法：「先講結論，228就是屠殺，反不反都要殺」。

228發生在二戰結束後1年多，老蔣剛從日本手上取得對台統治權，但這時兩岸之間的發展已天差地別。不要提什麼法治、經濟、教育，就拿最基本的衛生來說吧！老蔣這麼一個野蠻的軍閥，要統治一個相對文明的地區，悲劇就已揭開了序幕。

1896年馬關條約簽定後，日軍入台面對了各地的抗日民兵，結果戰死的只有164人，卻病死了4,642人，病死是戰死的40倍。台灣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的流行，逼得日本政府一度考慮讓中國贖回台灣。諷刺的是台灣的蚊蠅，竟然比反抗軍更能讓日軍懼怕。當時日軍的《征台衛生彙報》中如此描述：

「市街不潔，人畜排泄物在街上到處溢流，被亂跑的豬隻掃食。又犬、雞、豬和人雜居，其糞便臭氣充滿屋內……」

日本治台之初，致力於衛生醫療的改善。從廣建醫衛設施到普及教育，並禁止妨礙衛生的民俗。更透過強制的「港口檢疫」，將台灣與外來病源（主要來自中國）隔離開來。終於有效地防治鼠疫、天花、霍亂、瘧疾、白喉、傷寒、猩紅熱等瘟疫。

但是，戰後老蔣一「光復」台灣，政治經濟倒退也就罷了，士兵上街搭車、看戲、買東西都不付錢也罷了，連絕跡多年的天花、鼠疫、霍亂等瘟疫也都「光復」了。1947年2月27日，就在228事變爆發前一天，《民報》社論就這樣說：

「我們台灣在日本統治下，雖然剝削無所不至，但是關於瘟疫和飢荒卻經漸漸變作不是天命了。可是光復以來，這個『天命』卻也跟著光復起來。天花霍亂鼠疫卻自祖國搬到。」

老蔣派來的接收部隊與官員，在經過殘酷的日軍統治後台灣人眼中，簡直是一支乞丐兼強盜的團體。品德的低落已讓人無法忍受，個人衛生習慣更是讓人無法恭維。隨地吐痰、大小便，讓瘟疫的一發不可收拾。連台灣省政府公營的《台灣新生報》，在1946年3月6日社論都坦承：

「我們向來自認台灣是個衛生樂土，而所以能確保這衛生台灣的榮名的原因，全在衛生思想普及，防疫設施完備這2點。關於這一方面，我們不容諱言，是日本殖民統治功罪史裡的一個不能消滅的事實。」

從老蔣個人的昏庸自私，到兩岸發展上的落差，會出現228事件，絕非歷史的偶然，而是現實的必然。因此大家可以發現，228事件一等國軍登陸，只要日治時代曾在中國生活過的台灣人，無論左右，都是先逃再說。然而大多沒有中國經驗的台灣知識份子，以為祖國的軍隊總不至於比異族的還殘暴吧？結果國軍一登陸後，立刻針對全島知識份子作了大屠殺，受害的名人包括：

台灣第1位哲學博士，台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林茂生、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歸來的台灣金融家陳炘、省參議員王添燈、制憲國大代表林連宗、高等法院推事吳鴻麒、曾任新竹地檢處檢察官的建中教員王育霖、台北律師公會會長李瑞漢及其律師胞弟李瑞峰、醫學博士施江南、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編輯吳金煉、專賣局煙草課長林旭屏、淡水中學校長陳能通、台北市參議員黃朝生、徐春卿、李仁貴、陳屋、基隆市參議會議長楊元丁、省立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垣、制憲國大代表，花連縣參議會議長張七郎及其兩名醫師兒子張宗仁、張果仁、著名畫家陳澄波、嘉義市參議員潘木枝、盧炳欽、三青團嘉義分團主任陳複志、台南縣商會理事長，縣參議員黃媽典、台南市的著名律師湯德章、岡山教會牧師蕭朝金、屏東市參議會副議長葉秋木等。

這些不勝枚舉，台灣各地的社會菁英，絕大部分都未涉及暴動，但卻無故遇害，國軍既是前來「平亂」的，為何卻連沒有「亂」的人也要「平」？顯然他們不是被誤殺的，因為不可能在幾乎相同的時間裡，有那麼多社會菁英人士會如此「巧合」被誤殺，那是老蔣安排下有計劃的謀殺。經過這場知識份子大屠殺（當然有更多平民百姓，還有些外省人也跟著陪葬），台灣人從政的機會更少了。當然，對擁有無限權力當權者來說，屠殺就只是要立威，反不反都要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