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是戰後日本媒體上稱為左派之王的《朝日新聞》徹底地被打敗的一天了。

兩個月前的9月11日,日本《朝日新聞》的木村伊量社長在位於東京築地的朝日新聞社總部罕見地召開記者會,並且率領其他重要幹部,當著現場約100名大批記者的面前深深低頭,鞠躬道歉。

當日的記者會上,木村社長並沒有明言是否會為這次的「誤報」事件而引咎辭職,表示「一旦確定改革的方針,再決定自己的去留」。但是,受到社內外的批評,12月5日木村正式表明辭去社長一職。《朝日新聞》發生了誤報事件,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也意味著日本的媒體界要重新洗牌了。

從8月以來,引起大眾輿論的一連騷動,讓《朝日新聞》的名譽和信用,甚至是發行量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一口氣從730萬跌破到700萬份的水平。這段期間,作為《朝日新聞》內的資深記者,同時也是日本媒體人的一員,我不停地思考一件事。「我們到底被誰打敗了?」。是右翼份子的攻訐嗎?是《產經新聞》等右派媒體的攻擊嗎?抑或根本的問題是出在「《朝日新聞》自己身上?

木村社長道歉的理由有兩個:一是關於福島核電廠的〈吉田調書〉。政府曾針對發生臨界事故的一號機組,對當時的吉田廠長進行聽證調查。今年5月,《朝日新聞》圍繞在〈吉田調書〉主題上率先做了獨家報導。但是,後來《朝日新聞》承認這次的報導內容存在嚴重錯誤,決定撤回相關文章。

另一個理由則是緣起於所謂的〈吉田證詞〉,是關於二戰中的從軍慰安婦問題。《朝日新聞》曾在1992年根據吉田清司這個人的證言,寫了《從軍慰安婦報導》。然而,這次報導也被斷定為吉田的證言不可採信,因此也決定撤回報導。

對國外讀者來說,這兩個報導究竟哪裡出錯了?之前《朝日新聞》的應對方式哪裡不妥當?若要解釋整個來龍去脈,可能太過複雜了,篇幅也會變得冗長,總而言之,就是《朝日新聞》承認過去的誤報並且公開道歉。然而,這次的記者會背後,顯然地就是左右派媒體的角力關係更加白熱化。

這次《朝日新聞》的道歉被視為是歷史性事件,因為這表示在日本戰後的媒體界、言論界左右兩派對立的格局中,一直以來占上風的左派被逆轉了,變成了右派佔優勢的局面。在日本,左派始終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對保守政黨自民黨政權和日美安保條約秉持批判態度,但是右派則是站在保守的立場上,與左派態度恰好相反。

這次,對左派的代表性媒體《朝日新聞》誤報一事窮追猛打的就是右派的《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其他雜誌媒體等。《讀賣新聞》的發行量有1000萬份,《產經新聞》的發行量有300萬份,而這兩家報紙在政治立場上都很親近自民黨和安倍政權。

另一方面,有400萬發行量的《每日新聞》和有200萬份發行量的《東京新聞》則被認為是與《朝日新聞》同屬於左派的報紙,對現任的安倍政權具有高度警戒心,像這一次的誤報問題,不同於讀賣和產經那樣展開猛烈抨擊,它們在報導時只關注在事實本身,並不會流於意識形態的批判。

換言之,這場記者會很顯然地就是日本媒體中的右派聯盟打敗了左派聯盟的最佳佐證。戰後的日本為何左派會如此興盛,這要回溯到二次大戰時日本沒能遏制住軍部的暴走,對「大日本帝國」實施的箝制媒體言論自由束手無策,出於對歷史的反省,戰爭結束後的社會氛圍裡,自由派、反權力、反勢力的論調成為了主流,民眾也期待媒體能夠盡到監督政府和公權力的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最具有影響力的則是左派知識份子的集聚地《朝日新聞》,過去的大咖記者也有不少是學生運動出身、充滿正義感的人,可見影響力之大。

筆者1992年進入《朝日新聞》工作,當時公司裡的前輩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拿出作為朝日人的驕傲」,所謂的「朝日人」是象徵著不屈服不妥協於公權力的媒體人。同時,朝日的工資也是同業界內最高的,當我第一次打開薪資袋時真的嚇了一大跳,作為一個22歲剛畢業的年輕人,我拿到的薪資和當時40歲表哥的薪資差不多。

「這麼高的工資是為了讓你不要接受任何來自於採訪方的招待。一切贈禮和宴請都不能接受。」上司這樣嚴厲的教育我。正如他說的,我的薪資幾乎都花費在各種採訪上,基本沒存下錢,收到禮物後就買一個同樣價錢的禮物回贈。以及由對方提供差旅費、車馬費的集體採訪活動我都一概拒絕了。

當時,大家對朝日的評價是最準確的報導、最具批判性的觀點,也是最深思熟慮的社論,甚至可以是日本的良心,因此朝日新聞社全體員工都懷抱著一種自豪和驕傲。而競爭對手的讀賣、產經等其他報紙媒體,面對朝日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也只能敬讓三分。

那時候,《朝日新聞》可以說是日本的意見領袖。因此,就是這樣的《朝日新聞》,當木村社長的道歉謝罪就像是舉白旗投降似的一幕,在很多人看來都難以置信。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何況是每天如此龐大的國內外新聞要整裡提供給家家戶戶,若是報導有錯,當然就是道歉改正,僅此而已。但是,這次的問題在朝日承認報導有誤之後,不斷地持續遭到保守派媒體的群起圍攻。最後,結果是很難堪地屈服於這樣的攻擊,不只是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木村社長甚至引咎辭職以示負責。

筆者認為,在報導上會出如此大的紕漏,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朝日內部組織的腐敗和怠慢。朝日記者都有很強的自尊,有時這會促使大家努力創造更多優質的報導,帶來積極效果。相反地,像這次「不要因為別的媒體指正或抱怨,所以就輕意承認錯誤」的這種心態,反倒使自尊心變成了絆腳石。當日的記者會上,某位前記者問到的一句話令我難忘:「難道《朝日新聞》就沒有自淨能力嗎?」

正如他所言,像是90年代後半期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報導,「朝日的報導的確有不實之處」這一事實基本上得到確認,儘管如此,朝日一直沒做任何應對,始終置之不理。另外,有關核電廠的報導也是今年5月刊登後,馬上就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質疑,如果這些都能早點做出應對,及時糾正自己的錯誤,也不會像現在這樣被動到被推上記者會場。這一點,在我們從採訪其他企業和組織的過程中早就反覆地見識到一個不能正確實施危機管理的組織往往是走向惡化的組織。

最近十年,日本社會輿論發生很大的變化,民族主義或是愛國討論很受歡迎,整個媒體的走向是偏於保守化。例如網路上盛行反中、反韓的言論,而中國的對外姿態變得強硬,這無疑是正中日本保守派陣營的下懷,燃起了日本人的愛國心。兩年前安倍政權的誕生,更是讓右派媒體士氣大振,但是反觀安倍首相和《朝日新聞》之間關係則是水火不容,十多年來一直在各種議題上論戰不休。或許這次《朝日新聞》的挫折,幸災樂禍的圍觀者裡也包括了安倍首相吧。

這次的誤報事件,很多民眾批評《朝日新聞》:「有關慰安婦問題、核電廠問題的報導讓國外媒體大眾有了錯誤的認識,嚴重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但是,「國家利益」這個詞本來就是見仁見智,很多人對其理解都各有差異。政府認為符合國家利益的事情對大眾來說未必是國家利益——與公權力之間保持這種距離感,曾是過去日本言論界引以為傲的精神。然而近年來,在日本似乎只要亮出「國家利益」一詞,就什麼都可以批判了。當這樣的氛圍逐漸形成,可以說《朝日新聞》也被這種「國家利益論」打倒了吧。

曾經的日本自由派勢力、即「左派」大本營朝日新聞的這次失敗,將給今後的日本社會留下巨大影響。面對主張解禁集體自衛權、強化日美安保的安倍政權,朝日的批判或許無法像過去那樣激烈了。

有種預感在彌漫——「日本」要變了。作為「左派」潰敗的里程碑,朝日新聞的失敗或將銘刻在歷史的記憶中。

作者:野島剛(日本資深媒體人,原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