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耀昌觀點》保存臍帶血是政府的責任

新頭殼newtalk 文/陳耀昌
7354-10-15T05:30:58Z
1995年7月18日越南報紙報導台大醫院團隊協助完成越南首例骨髓移植
  
去年十一月我參加了一個非常特殊的骨髓移植醫學會。
首先,與會人士都是受邀的,而地主國只是負責籌備,經費都是世界衛生組織(WHO)負擔,與一般學會不同。
 
台灣醫療高科技移植越南
再則,會議性質為骨髓移植會議,但是與會國家有不少是尚未開始進行骨髓移植的國家,或者正開始要進行骨髓移植的國家,例如蒙古、剛果、奈及利亞、印尼、菲律賓等。
最有趣的,開會地點選在河內,凸顯了聯合國及歐美國家心目中,越南在第三世界的龍頭地位。越戰結束已三十六年,俱往矣,連老美都在拉攏越南。
原來這個會議的召開動機與目的是,WHO把骨髓移植(正確學術名稱為造血幹細胞移植)視為一個國家在醫療衛生方面的進步指標,希望進步國家能協助尚未起步或剛剛起步的國家發展骨髓移植。
我對越南被聯合國看中,選為這個第一屆初起步國家(原文是emerging countries)骨髓移植會議的主辦國,心中五味雜陳。因為越南的骨髓移植是我們台灣去教出來的。一九九三年,我先到越南胡志明市的輸血及血液醫院去演講,然後他們派了一位醫師、一位護理師及一位技術人員,到台大醫院接受一整年的訓練,也獲得當時台大醫院戴東原院長的協助,贈送了一些儀器、試劑給他們。
九五年夏季,台大醫院的骨髓醫療團隊的醫師及護理人員更是精銳盡出,輪流到胡志明市與他們本土團隊合作,成功完成了三例異體骨髓移植。經過這樣完整的訓練過程,越南其後就自力進行此一醫學高科技,迄今已完成兩百多例。因此越南成為聯合國眼中的模範生。
也因為此一淵源,這次雖然是WHO主辦,我也應邀參加,在會議中的發言也頗受重視,因為這是迄今為止,全球唯一骨髓移植團隊完整與成功的技術輸出。
九六年或九七年開始,台灣為了加入WHO,台灣的醫界與政界人士年年到日內瓦努力;當時越南政府並未因台灣全力協助越南骨髓移植,而在外交議題上有所回應,讓我們有些失望。不過這個credit,總算在這次大會中得到與會各國遲來的肯定。
其實,台灣對外屢有由國家發動的醫療外交,自三十年前的赴沙烏地阿拉伯醫療團、賴索托醫療團等,就知道醫療援助應該只作為人道主義之助人最樂,而不必期待不切實際的官方利益回饋。
這次的大會上,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WHO基本上是反對私營臍帶血公司的。世界臍帶血移植的發源地是歐洲,歐洲人認為,只要公共臍帶血庫或骨髓捐贈庫發達了,不太可能找不到適合的捐髓者。
再者是,過去的骨髓移植非常強調HLA(人類白血球抗原)要相符合,近年科學的進步,使得家庭中成員只要HLA半套符合(所謂haploidentical family donor),成功率已經提高到相當可以接受了,WHO認為,根本不需要花大錢去買臍帶血的保險。 
「半套符合家庭成員」的移植
也因此,對這些「初起步國家」,WHO邀請的骨髓專家們給他們的建議,是不用花大錢去成立骨髓捐贈及配對中心(所謂MUD,無血緣之HLA符合捐髓者),或去建立臍帶血貯存庫(不論公用或私人),而盡量去做「半套符合家庭成員」的移植。因為一定有來源(只要父母或子女,就是半套符合),絕對不會被拒絕,花費大為減少,也幾乎完全不用等待。
以目前的台灣來說,因為台灣有很大的慈濟骨髓庫,所以台灣的病人若找不到兄弟姊妹之捐髓者時,超過八○%的人可以找到所謂的MUD捐髓者。但是,很諷刺的,台灣雖然私營臍帶血庫數目高居世界第一,約有十分之一的父母為他們的新生兒存了臍帶血,也可能是世界第一;但台灣臍帶血移植的個案並不多,反倒是輸出國外的不少。
台灣民眾對貯存私人臍帶血如此熱中(而非捐贈公用),有兩個因素:一是商人以實際上尚未成熟的再生醫學作為號召;二是當年前總統的醫師家人出面代言,因而一炮而紅。
我一直認為,如果將來有一天證明臍帶血確實能作為再生醫學的用途,則為新生兒保存臍帶血就應成為政府的責任。
台灣每年以二十萬名嬰兒計算,每名收集及保存臍帶血的費用約三萬元,每年才六十億元;以政府的年度支出而言,不算是大錢。如果我是總統或副總統候選人,我一定宣布,若醫界開始推薦保存嬰兒自己臍帶血的時機已到,則政府就有義務為台灣的每一個新生兒保存臍帶血。但如果像目前的狀況,連WHO都不贊成私庫臍帶血時,自然無此必要。
 
(本文發表於二○一二年一月《財訊》雜誌)
    
2011年11月10日,筆者出席WHO在河內舉辦的「第一屆新興國家骨髓移植會議」上,
(1)與越南血液學醫師合影
 
 (2)與各國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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