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華民國國父孫文的論證，除了國民黨教科書及從史料考據出發的黃文雄論證外，中國在孫文的研究上也相當深入。主攻國共關係史及中國社會主義思想史的中國北京大學教授楊奎松變層提出所謂的孫文「趁危革命論」。
他說，孫文當初選擇發動廣州起義的時機，其實是「想利用敵國日本的幫助，來實現推翻滿清政府的設想。」結果，「這邊日本正在北方進攻中國的海軍和海防，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壯烈犧牲，那邊孫文卻在廣州幾度秘密求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本給中國革命者提供武器幫助。」
楊奎松的研究顯示，「孫文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已經乘日軍佔領膠東半島之機，在日控區建立了中華革命黨東北軍，並且開始從日本佔領區向當時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山東其他地區發動進攻。」
「要知道，日軍佔據膠東半島這件事，後來恰恰是爆發1919年全國範圍的五四愛國反日運動的關鍵所在。然而，中華革命黨這時卻利用日軍的佔領，在日本軍方幫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幹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級軍官的革命黨人的軍隊，試圖以此來發動軍事革命，推翻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
楊奎松因此說：「我們大概是不會把孫文和中華革命黨的這種行動與「愛國」兩字畫上等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