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火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我想，一定有人會將周子瑜事件類比於沈崇案、劉自然案、慰安婦……等歷史上喧譁一時、影響深遠的事件。我對這些故事的了解不多，所以不敢講。周案發生後，鄉民的反應之一是「用選票教訓中國人」，這樣的口號讓我想到中國人也是「用鈔票教訓周子瑜」。中國人以為鈔票萬能，也不理解民主的意義。

繼時代力量挖走綠黨原住民不分區口袋名單的人選後，11日公佈的民進黨不分區名單，又從環保社運圈挖來了不少候選人。 　 這實在是很奇怪的政治現象，剛成立的時代力量人才不足、流動性高，可以理解。成立30年的民進黨，為什麼平常吸引不到這些人入黨，到了選舉才「各取所需」用立委職位和公益形象作為交換條件達成合作？ 　 過去幾屆裡，面對空降而來的「黨外人士」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民進黨公職普遍有一種「老子打的天下，憑什麼分你一杯羹？」的土匪分贓心態，動不動要問「對黨貢獻多少？」「基層樁腳選民的感受，你知道嗎？」導致不分區立委要不就是尋求派系頭人支持「深化黨內人脈」，要不就只能「分居而不離婚」做隻孤鳥。 　 這些現象，恐怕要歸咎於民進黨「選舉打拼、執政享受」的傳統地方型民主觀念。這種民粹型的政治觀念，大概還停留在「民主就是民選皇帝」的時代。現代民主政治的政黨，是透過選舉決定執政/監督地位的人民團體，執政和監督是一體兩面的政治行為。成熟的政黨，本來就該有影子內閣和智庫之類的人才培養機構。不是每個人都善於經營基層參加地方型選舉，不是每個人都有全國性號召力可以參選總統，也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擘劃執政藍圖，更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參與立法院政策運作。成熟政黨應該要培養各方面的人才，包括能夠列入不分區名單吸納號召政黨票的人才，而不是臨到選舉當頭才向民間挖角。 　 小黨扮演少數意見的角色，並不是以短期內執政為考量，所以在政策上偏向少數意見，抱持較極端的立場。主要政黨的不分區立委，卻是本來就應該代表政黨的核心主張。黨綱黨章是基本態度，黨決議是遵循指針，凡事應當以黨意為依歸，這才是政黨政治的正確方向。國事蜩螗，人才有很多用法，拿來當不分區候選名單，只是選前騙選票的方法，也就是花瓶。 　 如果黨內沒有花瓶型的人才，沒有能夠吸引政黨票的人才，沒有形象型、專業型人才，那是黨本身的根本性問題，不會因為選舉前從外面找幾個人來充數，化妝一下，就能改變。 這些臨時拉來壯大聲勢用的社會賢達，如果只是當個花瓶，那其實可有可無，當橡皮圖章的結果，磨耗的是自身原有的社會聲望。但如果他們產生了自主意識，例如民進黨名單中某幾個人明顯的環保弱勢立場，因此和黨主張的偏多數主流的執政方向產生扞格，到時民進黨難道容許他們「民意超過黨意」自主投票？這不是違反不分區代表設置的憲法理念？如果到時必須動用黨紀約束這些人所代表的少數價值，那不是反過來對當初提名時，宣稱「照顧少數意見」動機的否定？ 　 全國不分區立委制度從1992年修憲後第1次全面改選產生的第2屆立法院開始就存在，到現在已經20多年。台灣人民與政黨對不分區的概念卻依然模糊而落後。這次民進黨的不分區「安全名單」，照目前看來，對民進黨自己來說，可能反而變成「不安全名單」：難以操控、充滿不確定感、隱含衝突因子，極有可能成為蔡英文主政後，朝野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黨內外之間種種矛盾爆發的熱點。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習馬會是未獲授權的會議，是無效的會議。馬英九本來就已經失去代表性，不能代表台灣。目前他手上操弄著的「總統」名器，早已不屬於他。 　 兩岸領導人會面，這不是尋常外交出訪那麼簡單。這麼重要的歷史性會面，必須在事前得到台灣人民的共識，過程也必須受到監督。馬政府私下和中國政府交涉，這已經嚴重違反民主程序，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台灣主權最嚴重的傷害。 　 習馬會若不能擋下，未來幾十年台灣都會被限縮在這個框架內。而從九二會談的後續發展來看，中國對這個框架的解釋，將更超出目前所公開的所謂「不做任何協定」的範圍。就像中國單方面地將九二會談擴張解釋成「九二共識」一樣，馬習會將不僅只是單純的見面而已。 　 在這盤兩岸棋局中，雙方交手的第一步「九二會談」至今23年，中國透過扭曲解釋，將單純的見面會談轉化成「台灣對一個中國的認同」。這次的馬習會也是如此，會議過後，中國等於掌握了棋盤上的「天元」位置，掌握住全面主導的關鍵戰略位置。 　 歷史的演進，常常由一兩件看似重要但卻模糊不清的事件開始。23年前的九二會談，就是真切慘痛的實例。中國藉由會談過程的實質存在，虛構了不存在的九二共識，將虛構的情節套入實際存在的會談內裡，徹底扭轉、改變了會談的虛無本質，成為具有意義的實體。 　 這次的習馬會也是如此，會談的內容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個實際發生的會談的「外殼」，會談的存在確立之後，中國便能恣意地填入內涵，建構出一套完全有利於中國的「習馬會談」實體解釋。 　 習馬會是未經台灣人民發出許可的會議，是馬英九和國民黨的一意孤行，不能代表台灣，只能代表少數人。10幾年前，中國企圖透過國共會談，打造第二個香港會談模式的軀殼，並且填入九二共識的實質內容。這個企圖只成功了一半，主因是台灣社會的民主過程否定了國民黨的代表性。這次馬英九揮舞著「總統」的名器，狀況將和國共會談完全不同。 　 歷史事件發生的當下，都是模糊不清的，1911年時，台灣人民在颱風肆虐的災害中，渾渾噩噩地聽說了中國的革命，渾然不知這個新興的國家將在30年後佔領並殖民台灣。1949年美國人民抱著對戰爭的厭倦，退出了中國內戰，渾然不知這個新興共產中國將在一年後參與韓戰，造成40年的冷戰對峙。92年台灣人抱著事務性協商的態度，樂觀地看待兩會在香港的「文書驗證」會議，渾然不知這場事務性的見面會被中國填塞成「九二共識」，藉以箝制壓迫台灣20幾年。 　 這一次，同樣地，許多台灣人對習馬會抱著「反正不會有什麼實質內容」的輕忽態度，卻忘了中國一貫的操作手法是「先有形，再有體」，先讓會談留下紀錄和照片，然後再填上圖說內容文字。馬英九當然知道這一點，他只是配合著中國的指令，拿著不屬於他的總統名器，用台灣人民的名義幫助中國打造中空的會談軀殼，換取他內心渴望的「歷史定位」。 （圖片來源：路透社/新頭殼合成。）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今天一早雙北市民醒來之後，大概都覺得很驚訝，怎麼昨天那個剛創下十七級陣風記錄的杜鵑颱風，就這麼不聲不響地走了？難道被老天開了個玩笑？然後開始慶幸「賺到一天颱風假」。 　 以後見之明來說，今天這樣的天氣應該是要上班上課的，當然如果考慮到災後路況和救災需要，放假一天也無不可。不管雙北市府的決定是放假或不放假，其實都說得通。 　 但是，昨天晚上雙北市府的決策過程，卻真應了「父子騎驢」這句成語形容的窘境，八點剛下令，十點就推翻，反反覆覆，裡外不是人，兩位市長滿面豆花。相較之下，南台灣的陳菊和賴清德，不顧臉書上一兩萬篇留言痛罵，依然堅持正常上班的決策，反而在今天得到平反。 　 父子騎驢故事裡的困境，並不在於騎不騎驢或者誰來騎驢，而是父子兩人拿不定主意、人云亦云、毫無主見。正確的決策當然不是人云亦云，但也不是不管他人意見，而是聽完各方意見，尤其是專業的氣象預報之後再做決定，而決定一但做出，就要有承擔後果的決心和肩膀。至於「各方意見」其實再簡單也不過：市民想放假，至少要安全上班，而氣象局提供的只有科學數字。 　 雙北颱風假決策的第一個錯誤是過早決定「只放半天」，這個前所未有的做法，創意有餘但可行性顯然極度不足，所以從來也沒人這樣做過；提出這個意見的新北市又急於發佈，還沒等到台北市充分表達意見就公開了。台北市可能經驗、自信不足，沒有立刻反對，基隆市當然只能跟著雙北走。發佈後民意一反彈，新北市又急著想要討好民意改成全天放假，台北基隆仍然只能被牽著鼻子走。於是演出這齣「兩個小時內，朝令又夕改」的鬧劇。 　 這樣的鬧劇，對雙北而言都是政府威信的巨大挫傷，而且傷得不僅只是市長個人的政治聲望而已，連帶影響的是「政府」這個機構出於領導社會的責任而被賦予的權威和人民對其抱持的信心。以台南高雄兩市為例，市政府宣佈後雖然民意有所不滿，但市民很清楚「就是這樣了不會改」，發洩完也就趕快上床睡覺準備上班了，事後也證明昨天晚上的氣象預報和政治決策是正確的。 　 氣象無常，昨晚的風雨也的確很強，要在民意和風雨的雙重壓力下，堅持相信「應該上課上班」的氣象預報數字，的確是違反直覺的。南高兩市的市長做了正確的抉擇，相信並且僅相信氣象數字，同時承擔壓力。雙北市長則陷入錯誤的猶豫，聽信氣象預報但做了錯誤的「只放半天」的決定，草率宣佈後卻又顧忌民意反彈之巨大而廢棄這個已經發佈的決定。正確和錯誤與否，並不在於放不放假，而在於決策的過程是否考量到「政府」作為社會的領導者這個角色所應該具備的態度，也就是帶給人民信心和信任的態度。 　 在這次颱風中，台北市府唯一值得稱許的決策是自來水供水問題：在原水濁度升高後立刻停止進水，並公告提醒市民。這樣不僅不會讓市民喝到黃水，更減輕後續的淨水廠清理負擔。而新北市政府該承擔的水源區養護責任，除了道路修復以外，這一個多月來並沒有見到朱立倫提出任何計畫或者構想。也許朱忙著當他的黨主席，沒時間擘畫新北市政的未來。如果真的如此難以兼顧，那怎不乾脆辭職算了？ 　 上不上班，當然該聽也只能聽氣象局的科學預報和領導者的決策，要負責任的也是他們。鄉民的發言不負責任，就像騎驢父子耳邊的七嘴八舌一樣，聽了就窘大了。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市議員徐弘庭質詢時，用雙關語形容柯文哲和戴季全的關係，引起柯文哲動怒拍桌。就民主政治的角度來說，議員用毫無根據的空泛指控來質疑市長的施政和任命權，實在是爭議性的發言。議員若是對市府人事不滿，可以透過預算杯葛甚至推動決議施加壓力，這些手段也許偏頗但都還在監督權和議事規範內。信口開河毫無必要，而且缺乏品味。 但柯文哲也許可以從這次經驗裡，「感同身受」一下台北市民對波卡的感受。 悠遊卡是公營公司，股權屬於市民，資本來自於市民納稅，更不用說悠遊卡的獨佔地位來自於市民的授權。這樣的背景表示悠遊卡公司的經營方針，必須得到市民的同意和監督。而悠遊卡公司的行為，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所有市民的共同行為。 將波多野結衣這個「性」的符碼，和悠遊卡公司發行悠遊卡的行為結合在一起，而且違反了市議會的多數意見，使用了霸王硬上弓的帶有強制性質的手段。這三個元素合在一起，就是「強制」「性」「行為」。 柯文哲不滿議員將自己和戴季全的長官部屬關係說成「特殊性關係」，關鍵應該在於「性」這個字，如果議員只是質疑戴季全「關係良好、後台硬，出事也等於沒事」，柯文哲應該不致於動怒。 但只要扯上了「性」，即使只是一個玩弄中文字彙多重意義的玩笑，都能讓人莫名其妙地發火，可見「性」的敏感性。正是因為如此，市民才會對戴季全領導的悠遊卡公司做出的「強迫性行為」如此反感。 柯文哲不想被說和戴季全有「特殊性關係」，市民也不喜歡戴季全的「強迫性行為」，這兩種反感的來源都是一樣的。身處多元社會，性行為沒有什麼不道德的，也沒有什麼稀奇，但大家都不喜歡被強迫，柯文哲是這樣想，市民也是這樣想。 柯文哲無黨無派，在議會沒有黨團支持，只有民意輿論相挺。施政要能順利，除了想辦法爭取議員支持，最重要的還是民意和輿論的方向。波卡事件持續數週延燒至今，絕不只是某些少數議員的立場問題。民意不是只有網路鄉民的意見而已，柯不能偏聽某些人，當然更不能只偏聽支持的聲音。 柯如果能從這件事體會到：被別人「強迫性地」和性連在一起是多麼不愉快的一件事。應該也就能理解許多台北市民被戴季全的「強迫性行為」搞得有多麼不愉快了。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中國股市大跌，連帶拖累全世界金融秩序大亂。這對蔡英文來說，可能是個相當大的變數。 從好的方面來看，中國對民進黨和台灣人民的經濟恐嚇將不再有效。回顧1996年後到2008年前的12年間，中國對台灣執政者的不滿，除了軍事威脅以外，最常用的發洩管道就是以經濟力量壓迫。甚至連台灣島內的親中黨派都大喇喇的以「中國經濟強」作為意識形態的藉口，將自己對祖國的盲目孺慕，美化裝扮成對台灣經濟的關心與嚴肅思考的結果。 這樣的態度，在這幾天的中股大跌後，已經不可能用來當作選舉中的對策，更不可能在選後用來對付蔡英文的執政。事實上，最近3週內，中國股市已經跌掉了11個希臘GDP，如果從6月開始計算，更是高達17個希臘GDP。當然中國的經濟規模比希臘大得多，但高達3兆美金的市值蒸發，恐怕會讓中國這個資本主義的新生，遭受到比制度健全的已開發國家更大的打擊。 對於已開發國家來說，股市風險是可控管的，透過透明的金融體系，風險分攤轉化的機制，以及最重要的政府中立性。股市的風險可被控制在「能夠計算」的範圍內，能夠計算才能承擔。而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股市蒸發到底吃掉了多少東西？這問題沒有人知道。 在中國裙帶資本主義的架構下，股市的本質並非投資，而是集投機、洗錢、詐騙於一體的扭曲市場。特權者藉由地下管道取得灰色資金，投入股市後獲利回饋到特權關係中，金錢的流動保證了權力的平衡。這樣的運作在股市上漲賺錢時可以維持不破，但在股市遭逢崩盤危機時，利益集團將會解離，而原本隱藏在幕後的非法調度、特權借貸、甚至內線交易等，都將被掀開戳破。這會造成連鎖性的災難，讓原本「可計算」的股市損失，擴大成「不可計算」的社會安定性危機。 這也是從壞的方面看到的，蔡英文即將面臨的挑戰。台灣經濟在長久的傾中政策下，對中國的依賴難以在短時間內切斷掙脫，明年選後蔡英文將接手的是一個比2000年第1次政黨輪替時更慘、被中國拖垮的台灣經濟。要如何處理？能否立即切割？未來和中國拖鉤後的台灣經濟要往哪個方向發展？這些問題的挑戰性，恐怕比單純地應付中國挾經濟實力對台灣進行需索脅迫，更加困難。 更充滿未知性的，是中國政權如何處理經濟問題引發的社會問題。眾所周知的是，中國每當面臨國內危機，常常都以升高對外衝突來壓抑國內的不滿情緒。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後，面對國內蠢蠢欲動的強大反彈力量，中國選擇發動對越戰爭，藉此鬥爭清洗了軍隊體系，也轉移了人民的注意力，更藉由自我聲稱的「勝利」鞏固了新掌權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當性。如果中國的股災繼續擴大，國內矛盾升高，共產黨很有可能藉由升高台海衝突，來壓抑國內反動聲浪。如此一來，台灣等於成了股災的替罪羔羊、出氣筒，情勢將更加險峻。 蔡的選情一片大好，但即將到手的政權並非太平盛世，這場選舉也許半躺就能當選，但就任後的挑戰，恐怕比選舉本身難上百倍。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南勢溪土石流和台北人喝到黃水，這是兩件完全不同性質，不同責任的獨立事件。 土石流是天災，當然水土保持不良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更可能的主因是颱風帶來的破紀錄雨量和台灣高山地質的破碎本質。北市府認為中央幾年來沒有積極整治南勢溪上游東扎孔溪的大崩塌是主因，但整條南勢溪沿線都出現崩塌，從福山徒步出外求援的林慶台走了整整11個小時才走完10幾公里的路程。沿途只要是有小支流甚至本來只是山泉水流的地方，幾乎都出現災情，信福路可說是柔腸寸斷。可見南勢溪水中的土石黃泥不僅是從東扎孔溪而來。 況且以台灣地質環境來說，崩塌是必然，整治卻並非必然，否則濁水溪只要整治一下源頭的武嶺大崩壁不就能搖身一變成為清水溪了？奇萊大崩壁幾百幾千年來都是如此，也沒人想要去「整治」它，三義火焰山和高雄月世界更是一年到頭不停崩塌，卻從沒有人幻想過用水土保持來改善。 超限開發的確是台灣山林的殺手，水土保持也非常重要，但人定勝天的念頭卻不該再有，人類必須尊重大自然，不能以為自己無所不能。整治並非必然，開發也必須極度謹慎、萬分小心。否則以台灣脆弱的地質環境，一年到頭不停的地震和年年造訪的颱風，災情將永無止境。 再說到台北人喝到黃泥水這件事，這絕對是北市府的責任。監督原水濁度、檢驗出水品質，這本來就是自來水處該做的事。如果水質不佳，停水也是無可厚非，只要宣布周知，市民也早有颱風停水的經驗，不致苛責。如果考慮到清潔洗滌等民生需求所以必須繼續供應不符合飲用標準的自來水，自來水處也應公告周知，提醒市民，而非等到市民喝了2天濁水後自行發現才鬧上媒體。 柯文哲快言快語，第一時間就將市民喝到泥水和上游水土保持不良劃上等號，這很可能出於過往災難例如廬山溫泉等事件中媒體報導所帶來的印象，但世事並非一成不變。南北勢溪因為牽涉到大台北供水，流域管制是全台灣最嚴格也最完善的，在這次事件裡，水土保持根本不是問題，自來水處的事後應變才是最大的問題。 試問，如果頂新將餿水油問題完全推給上游廠商，絲毫不提自身本來應有的檢驗和把關責任，這樣的說法能被吃了好幾年餿水油的人民接受嗎？連續幾天默不吭聲地把未達飲用標準的濁水輸送到市民家裡的自來水處，又豈能以「原水就有問題」甚至「上游水土保持不良」當作卸責的理由？ 南勢溪土石流造成災害，只能歸咎於台灣的地質和颱風的雨量，要注意的責任是事發後的救災，這部分朱立倫事事隱身幕後，絲毫不見地方首長的擔當。許多媒體卻輕輕放過，當作無視。甚至傳出新北市府官員施壓媒體，要求撤下抽水站故障導致淹水的新聞。北市府必須為泥水進了市民的肚子負責，柯文哲卻一昧推給中央，不反省自來水處的疏忽與責任。雙北首長在這次風災的考驗中，都只拿到不及格的分數。 （圖：中央社資料照片）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霹靂小組逮捕高中生，竟然連在旁採訪的記者也抓了起來，這實在荒唐到了極點。更荒唐的是，事後教育部毫無悔意，執意控告記者「侵入破壞」。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理由，竟然能被在場執法的市警局接受，更是對柯文哲領導的台北市府的形象的重擊。 究其根源，課綱本來就是政治性議題：哪個黨執政，就能推動課綱往自己偏好的方向傾斜，就像財稅、經濟、文化政策一樣，是跟著政黨走的。只要過程合法，經過人民或議會投票同意，課綱要以中國為主還是以台灣為主，都沒有必然的方向。教育界和學生則當然反對大幅度的更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傾向於維持現有的體制。 但馬政府硬要把課綱微調無限上綱成「基本價值保衛戰」，把所有反對課綱、反對黑箱、甚至只是反對調整幅度的人通通打成同一路，幻想著這一切背後都有黑手，有某個陰謀團體在操控，自己正在和巨大無比的敵人戰鬥，這是何等荒謬的被迫害妄想？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馬政府的敵人只有風車和自己而已。 馬吳兩人如果腦袋清醒一點，應該不難想通「人在政在、人亡政亡」的道理。明年大選過後，新政府要怎樣做，現任政府一點都管不著。新政府一聲令下，微調課綱就只是廢紙幾張。既然如此，何必執著於一份根本不可能活過一年的課綱？難道馬吳還以為2016「尚有可為」？ 馬政權的悲哀，大概就在於看不清事實。從教育部和中正分局、地檢署等單位的反應來看，這種昏昧更是非常明顯： 一、吳思華認為記者「未收到採訪邀請」便擅自進入。這種荒謬的說法就算在戰爭時期都說不通吧？難道教育部敢把上班時間裡不請自來的記者上手銬移送法辦嗎？法務部甚至國防部都不會這麼做了吧？更何況當天晚上記者是因為有學生闖入，為了採訪才跟著進入的，並非主動闖入，只是被動跟隨。教育部難道不知道有「採訪權」這件事嗎？ 二、市警局因為「要等教育部決定是否提告」所以扣留記者。這除了「官官相護」以外，實在沒有其他形容詞可以用了。試問教育部對警察有指揮權嗎？市警局難道沒有自行判斷「是否拘留起訴嫌疑人」的職權？還是市警局連辨認現行犯的基本能力都沒有了呢？ 三、檢察官竟然接受教育部的理由、服從教育部的命令，將記者以教育部指控的罪名偵辦，試問檢察官是否知道什麼叫做「新聞自由」？是否知道中華民國上一次逮捕、扣押、起訴記者是哪時候的事情了？？ 去年324事件，執政當局把事發後才到場的魏揚以「首謀」罪名起訴，這次724事件，執政當局甚至把到場採訪的記者以「共謀」罪名起訴。教育部、警政署、法務部這三個政府單位，到底是在執行法律，還是在執行馬英九和國民黨的意志？牽涉其中的公務員，到底是在執行人民的託付還是在執行獨裁者的極權統治？ 又是怎樣的執政者，才會把反黑箱的學生、採訪的記者、敵對的政黨、對執政績效不滿的人民這幾個毫不相干的群體，幻想成同心協力合作無間的巨大的單一的敵人，非得用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馬英九在這場課綱之爭裡，失去的恐怕不只是明年的大選而已，2016國民黨早就未選先輸了，這次恐怕連往後幾年即將取得投票權的所有高中生世代的民心都提前輸光了。 至於那毫無存在感的行政院長毛治國，唉～我實在不應該提起他，所以就別提了。

前幾天宋楚瑜用《大宅門》電視劇來形容國民黨，說國民黨賣假藥。這比喻我相信年輕人是聽得一頭霧水，畢竟《大宅門》已經是十幾年前的電視劇了，四十歲以下看過的實在不多。我剛好有看過，而且對劇中七爺白景琦印象深刻，像是他唱京劇《挑滑車》那段：「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賊巢穴，待俺趕上前去，殺他個乾乾淨淨！」就常常浮現腦海。 同仁堂並沒因為賣假藥垮台，因為白家還有真藥的祕方，換了批人上台之後，真藥就回來了，同仁堂也繁華興盛得很。經過去年318事件，國民黨賣假藥成了人民公敵。但國民黨內也有賣真藥的，這些人認為換批人上台，回歸「國民黨正統」之後，就能繼續經營藥行生意了。 但同仁堂賣回真藥之後，終究還是沒落了。原因是民初那個年代裡，西醫進入中國，中醫日漸式微，不管藥方是真是假，同仁堂都敵不過西醫的手術刀。同樣的，連勝文不管喊不喊統一改革經國精神，終究都敵不過柯P。這是時代的潮流，不是真藥假藥或者真假國民黨價值的問題。現在的新世代選民，誰還能接受國民黨那一套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傳承的價值觀呢？ 這才是國民黨這個大宅門真正面臨的危機，而且是無法挽回的危機。馬英九的假藥只是他個人無能的結果，不是國民黨被歷史淘汰的理由。追根究柢，跟不上時代潮流，堅守意識形態，才是國民黨支撐不住的真正原因。 在這個趨勢下，去年九合一造成的「毀滅性的失敗」可說是正式敲響了國民黨的喪鐘，九合一是國民黨百年體制的終點，是過去七年所有失敗的總結、總清算；而洪秀柱的代表參選，則是國民黨退出台灣政治舞台的最後一場演出。 國民黨全代會鼓掌通過提名洪秀柱的同時，民進黨全黨上下也都在鼓掌，呈現難得一見的藍綠共識。如此華麗而荒謬的場景，的確具有驚人的戲劇性，不愧為百年老店的封箱之作。 再來的戲會怎麼演？宋楚瑜到底哪時候才會宣布參選？明年選舉後又會有怎樣的發展？這些都還充滿未知。但有一點很確定的是：這次國民黨很難像上次政黨輪替那樣，在野八年後還有機會重返執政。綠營經過上次的八年，學到了不少教訓，例如轉型正義不完全導致的後遺症，依循地方金權模式造成的人民失望，這些都已經在民進黨內部經過反省，也將成為小英的警惕。在這種大局勢的逼迫下，國民黨這次的下台，應該就是最後一次了。 不過歷史總是一波接著一波，殘餘的國民黨要如何轉型？親民黨能否成為新的泛藍共主？朱、王等國民黨內實力派要如何收拾殘局？或另起爐灶？這些都像續集電影一樣，可以從前集裡找到蛛絲馬跡。尤其是前集的完結篇裡，通常就是續集人物「密集鋪梗」的所在。換句話說，在這集「國民黨的完結篇」裡面，泛藍陣營每個人的演出，其實都是為了下一季的第一集「新泛藍的崛起」做準備，也就是為了2018/20的大選做準備，從這個方向思考，從這個角度來看戲，應該更能看出一點道理和趣味。 而且當然，這些人在這場「最終幕大亂鬥」裡面的表現，也決定了他們在未來「後國民黨時代」這齣全新製作裡面戲份的輕重。

楚瑜很矜，一直都很矜。據說他念大學的時候就整天打領帶穿西裝，夏天也是如此。同學問「楚瑜！楚瑜！不亦熱乎？」楚瑜答：「非也非也～為以後做準備」，意思是外交系以後是國家的門面，在外代表國家，一定要服裝整齊，所以從唸書時就要開始練習準備。 結果楚瑜一生都在準備，不管做什麼都要想到明天、後天甚至明年、後年下一個天亮。而且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準備什麼？小蔣死後第1個中常會，楚瑜驀地跳出來擁立李登輝，大家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李登輝要鬥李、郝的時候，楚瑜幫忙登輝，大家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等到李登輝拉拔他當上省主席，他卻辭職，大家更是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選總統？楚瑜至今已經登上總統選舉公報3次了（外加省市長各1次），是僅次於蔣介石的記錄，李、扁、連、馬、蔡都追趕不上，再出來1次有什麼難的？但大家還是不知道楚瑜在矜什麼？ 大聲說出「我要選總統」有那麼難嗎？我每週去超市買東西都會聽到「我要零錢捐！」的甜美聲音，聽起來非常順耳且自然，聽著聽著都想跟著喊了，本來心裡沒有想要的，都忍不住想要跟著說了。楚瑜聽了這麼多年別人說的「我要選總統！」怎麼都還學不會大方地喊出自己心裡的願望呢？怎麼還這麼「矜」呢？ 記得2000總統大選時，楚瑜因為替蔣家善後，揹上了「長輩是誰？」的一大串問號，雖然後來解釋明白，但輿論早已不耐，給了楚瑜一個「機關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的論定。也許這次是楚瑜準備最充分的一次，但結果怎麼了？凌亂了？散落了？夢遠了？我都還記得呢～～為什麼不一開始就說清楚呢？ 說實話，楚瑜真的是近30年來，台灣僅見一等一的政治人才。運籌帷幄可以成就李登輝時代，獨當一面可以創造神掌奇蹟，領導政黨可以雀起第三勢力。但不知怎地，就是少了一對隱形的翅膀，總是輸給實力不相襯的對手，甚至居就阿舍副手，在最後一刻敗給2顆神奇的子彈。要說沒那個命？那老天把楚瑜生成這樣是要幹嘛？整人嗎？ 也許楚瑜內心感嘆命運猜不透，覺得不公平，懷疑付出的一切值不值得，或者認為這全都是泡沫，只是一剎的花火，也不是誰的錯，早就看破。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勇敢講出來吧！大家都知道你想要選總統，大家也都不敢否認你有當總統的資格和能力，選總統這條路上，你說第二沒有人敢稱第一。大家都知道這些，但大家都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麼？到底想幹什麼？到底在矜什麼？為什麼一定要這邊弄弄、那邊弄弄，弄到台北市先實驗柯P模式，弄到藍營被綠營利用民調拱出紅豬再變成黑豬，弄到所有人都不得不轉頭看你，到了近幾天，才肯鬆口說「願意慎重考慮選總統」。 很多人對楚瑜的印象，就是正在矜的眼淚，那是用盡力氣築起的夢，只差一步。但是，大家都嘛差一步，有人還差一哩呢！有夢就要去追，何必要拐彎？Let it go吧！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國民黨民調結果出爐，藍營一片臉綠，綠營為了風度辛苦按捺住上揚的嘴角，蔡英文只淡淡說了一句「祝福她」，連「可敬的對手」這樣的場面話都說不出口。但還是有立委忍不住跳出來宣稱「不提名柱柱姊傷害更大」想要敲釘轉腳。記者會上立委們表情嚴肅，但我猜他們心中難掩的喜悅簡直到了要開Party慶祝的程度。 國民黨要提名誰，綠營哪管的著？這本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國民黨抄襲自民進黨的初選民調制度卻讓搗蛋選民有了可乘之機。初選都還沒開始，網路就一堆KUSO的「無限期支持連勝文」、「勝文對英文」惡搞轉貼，等到領表、連署、民調階段，更是不時可見「唯一支持柱柱姊」這樣的反串文字。鄉民們並非只有諷刺，更實際投入「接到電話要說唯一支持洪秀柱」的宣傳行動裡。其結果就是：暗中串連的鄉民們透過民調狠狠惡整了國民黨，集體訛詐了國民黨。 其實民意調查有很多技術可以得到更細緻的結果供作提名的參考。例如用隱藏式鑑別問題來判斷選民的答題態度是否作假？從作答者背景分析來得到「最有可能獲得最高票」的候選人，而非只有單純的「支持度」數字。但這些方法都不能解決民調本身的「民粹」問題：一個政黨到底是要推出「堅持政黨核心價值」的理念型候選人，還是推出「符合對手理念有助吸票」的騎牆派候選人？ 更何況，國民黨完全沒有思考這些，黨內要角只在乎馬意動向，反馬者也只敢暗中鬥爭不敢光明正大挑戰。這些種種列寧式政黨的遺毒，總結在這次失真的民調中，結果就是：不敢排綠又無法防堵對手攪局，只能任由搗蛋者「拱豬」式地替國民黨選出「最有利於民進黨」的弱雞候選人。 當然國民黨還有中常會審核、全代會提名等流程有待完成，洪秀柱也隨時可能主動宣布退出競選然後「恭請」黨中央徵召，甚至可以效法柯P模式尋求黨外合作。但這所有一切，其實都還是要等黨內擁馬派和反馬派鬥爭完畢，才可能塵埃落定。到那時推出的候選人，才真正是國民黨的候選人。至於這個國民黨代表能不能維持藍營的團結不分裂？能不能得到選民的支持認同？似乎都不在目前的考量範圍內。 有句話說：真正的權力者有權選擇對手。這次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竟然是由綠營選民決定，可見2016的主場優勢已經徹底落入綠營手中。國民黨要如何面對這個困局，顯然比如何搓掉洪秀柱，如何推出真正有競爭力的候選人更為重要，但現況卻是眾人忙於內鬥，這問題恐怕也要等內鬥完畢之後才會有人理會。到時候來不來得及？就看國民黨的造化了。

有個知名的成藥廣告說：「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究效果」。稍有醫療知識的人也都知道「藥就是毒」，除非必要，能不吃就不吃，但知易行難，大家都知道感冒沒有特效藥，但發燒了還是會找成藥來吃。許多人甚至要求醫生開「特效藥」，認為這才是治感冒最有效最快速的不二法門。 感冒藥至少還能舒緩症狀，讓人減少體力消耗，有助於對抗病毒。但安慰劑就不同了，這種沒有任何藥效的藥丸，只是讓人在心理上產生「我有吃藥」的虛幻感受，毫無實際作用。它唯一的優點大概只有「不傷身體」而已。 死刑就是這樣一種毫無療效的安慰劑，既對於已然發生的犯罪沒有回復作用，也對於預防未來的犯罪沒有幫助。唯一的功能大概就是讓這社會上少數人「覺得正義」而已。 但死刑又不像安慰劑那樣無害，而是會帶來種種傷害社會健康的副作用，從這一點看來，死刑比較像是強烈的止痛劑，能夠讓人暫時痲痺，暫時感受不到痛苦，但如果常常使用，不但會因為忽視病痛而錯過治療，還會引起各種藥物濫用的後遺症，像是劑量越來越高，依賴藥物上癮，甚至肝腎功能衰竭。 如果把社會比擬作人，那麼要維持健康當然不能只靠病發後吃藥，更不能只靠安慰劑甚至麻醉劑。平常就要注意身體，生病了要看醫生，自己亂吃止痛藥是不會好的。連續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顯示的是「這個社會病了」的信息。在這種時刻，從死牢裡提出幾個犯人來槍斃，對於防治犯罪一點幫助也沒有。也許有些民眾會大聲叫好，但這種聲音就像是吃了止痛藥之後的暫時性歡愉而已。執行了再多死刑，被殺死的人也不會復活，還活著的人同樣不會過的更安心，馬政府選擇在這樣的時機執行死刑，只顯示出執政的無能，對治安問題的無能，對社會民怨可能引來的反彈的慌亂無措。 1997年，台灣爆發了轟動全國的白曉燕命案，兇嫌陳進興等3人在半年的逃亡期間，又犯下至少兩起綁票勒贖案、另外殺害了3個人、與警方槍戰造成一名警員殉職，還在大台北地區犯下數十起強姦強盜案。整整半年期間，台灣人心惶惶，警方始終無法破案，卻又處處隱瞞3人持續犯案的消息，民眾的憤怒導致閣員下台，在野黨推動倒閣，數月內連續兩次大型群眾運動，當年底國民黨選舉大敗，甚至間接導致了2000年的政黨輪替。 時隔17年，人民的反應卻截然不同。本該歸咎於執政者的治安問題，卻被引導轉移成對於「廢死聯盟」的圍剿，任何試圖將問題焦點對準執政政府的言論，都被抹黑解讀為「替廢死說話」。但殺人的並非廢死聯盟，死刑更是尚未廢止，殺人兇手也不是受到廢死言論的鼓動而犯案。所有一切學術研究都表明：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發生，是社會演變階段的偏差所引起的，是一種對社會走向的警告，最該負責的是主導社會發展方向的執政者。 17年過去了，為何人民的反應卻如此倒退？也許這就是無差別殺人事件頻繁發生的真正原因：社會的結構性偏差。責任政治失衡，民眾搞不清楚真正的責任歸屬。社會改革停滯，民眾無力於改變社會氣氛或自身處境，但又渴望透過報復性的死刑而得到嗎啡般的止痛效果，於是對於任何試圖阻止藥物濫用的善意醫生都抱持敵意，對於醫生所提出的改善健康的方案皆斥以「不能止痛，沒用！」 這樣的社會，早晚會因為用藥過量而死亡的吧？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蔡英文登上了飛往美國的班機，訪美成為總統參選人的必要行程，這是台灣人的悲哀。 訪美當然不是去觀光，也不是去拉票，而是去面對美國政界。目的也不僅只是展示或告知政策立場而已，而是抱著「得到諒解」的目的而去。雖然台灣政府口口聲聲說「美國是台灣的堅強盟友」，但這位朋友對台灣事務的關心顯然遠超過朋友的程度。而所謂的諒解，也不是平等的相互交心，反而比較像是學生向老師報告。事實上，蔡英文的華府之旅，其實就是去考試，考過了才能得到美國的支持，考不過就像4年前一樣，等於落選了一半。 台灣當然不是美國的屬地，就算是美國自己國內的州長選舉，也從沒聽過哪個候選人要去華府「報告」以取得當局支持的。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當然不可能公開支持某個州長候選人，頂多只有總統個人的支持而已。台灣的自主性連美國國內的一州都不如，這樣的附庸關係，難道不是台灣人的悲哀？ 當然，美國的保護是這60年來台灣能維持實質上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自主地位的唯一原因，但這種冷戰架構下的強國--附庸模式，在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已消失，唯獨存在於台灣與美國之間。更荒謬的是台灣還是由全民普選決定總統的民主國家，為何能忍受這種「表為友好，實為支配」的從屬關係？ 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存在的理由除了對內實行高壓統治之外，就是美國的外在支持。這一點所有黨政特權階級都非常了解，所以台美關係生變，美國準備承認中國的態勢一形成，就引發一波移民潮，這些人並非對台灣失去信心，而是對國民黨在台的特權地位失去信心，認為失去美國支持的國民黨將會很快失去政權，而自己的利益也將不復存在。 當時台灣島內的反對人士也抱著同樣想法，所以才有70年代的民主運動。等到美國政壇「友台人士」（其實就是親國民黨政客）推動通過台灣關係法，間接表達了對國民黨的支持之後，島內的整肅也就開始了，這就是美麗島事件的國際背景因素。 照理說，修憲達成總統民選後的台灣，既然已經表達了人民對於自主的覺醒和對於政黨政治的渴望，任何政黨都應該得到美國的平等對待。但其實不然，美國依然對國民黨和國民黨代表的保守穩定抱持著多於其他政黨的好感。這一點也許是政策性的決定，但也是美國政客的態度使然。 30年來中國的崛起，對美國除了威脅，也有吸引。嗅覺敏銳的政客當然聞到了這種氣息，傾中成了政客們利己的選擇。反映在對台態度上，當然是對同樣親中的國民黨較有好感。 國際社會的現實，讓台灣總統候選人不得不向美國「報告」並接受考試，這種悲哀，再加上美國政客親中親國民黨的態度，使得小英的訪美之行背負著雙重的壓力：既要代表台灣取得美國信任，又要代表民進黨爭取美國支持。既背負著台灣人的悲哀，又背負著非國民黨的悲哀。小英登機之時，心情想必是沉重的吧？ （圖：中央社）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從政以來一路順遂的朱立倫，在去年9合1選舉慘跌一跤，更慘的是他其實選贏了而不是選輸了，當選了而不是落選了，所以反而被掛上「4年任期」的鎖鏈，不像4年前的蔡英文可以直攻總統大位。 小英可說是民進黨內的異數，其他人大多身經百戰，從地方選到中央，從中央回到地方，來回歷練，最後才能登上高位。她2004才加入民進黨，立刻就被提名不分區立委，才一年就轉任政務官，然後再一年多就總辭下台了，前後不過三年，就已經退出政壇。而且，小英親身參與過的2次選舉都是敗選，其中一次還是輸給朱立倫。怎知陰錯陽差之下，2015的小英卻成了民進黨的唯一太陽，參選總統的不二人選。 如果要說「選舉經驗在內心產生的陰影」，小英應該是要比朱立倫惶恐才對。但目前看起來，怎麼看都是小英的贏面較大，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很簡單：國民黨現在是輸在馬英九，而朱立倫當初也是贏在馬英九，馬英九和國民黨是朱立倫的保護傘，是大樹。現在卻成了陰影，是負債。朱從國民黨繼承而來的「政治存款」，包括國共論壇和馬（朱）習會，幾年前也許是資產，現在都無疑是負債。 這情況很像小英在民進黨倉皇辭廟後接下黨主席之初所面對的：所有綠色的事物都是負債，小英本身的清新只能稍微稀釋一點民進黨的深綠，稍微從深綠往淺綠靠近一點，不再那麼難看，但還是「全黨臉綠綠」。 在幾次立委補選成功之後，小英才漸漸重組起民進黨的形象，然後試著親自參選，2010落選，2012又落選，這2次落選當然是小英的失敗，但是也是小英的成功：藉由選舉過程中的組織活動、政見型塑、選民互動...小英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招牌，也重建了民進黨的招牌。 藉由2次落選，小英擺脫了民進黨和阿扁8年執政帶來的陰影和所有不利影響，等於是「還完負債」，如果沒有這2次落選，前債未清，民進黨怎能再造？如果沒有這兩次落選，選民的怨懟要從哪裡出氣？又怎麼會改變投票方向？ 當前國民黨的景況就和8年前的民進黨差不多，唯一的差別是朱立倫這個黨主席還身兼新北市長的位子。但這個位子卻也是朱的枷鎖，不說「市政和黨政如何兼顧？」的問題，光是公務員身分就讓朱在這次訪中參與國共論壇過程中遭受「申請不實」「違法赴中」的質疑。更不用說因此而必須多次說出「我不選2016」這句讓黨內同志失望無比的政治宣告。 所以說新北市長之位，其實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如果明年失去中央政權，新北市哪有什麼發揮的空間？如果要完成國民黨的改造大業，新北市又有什麼值得留戀？輿論不時以「三輸」來描述朱辭職參選後「市長、總統、黨主席」都沒了、兩手空空的慘況。但其實總統大選本來就「九成（馬英九造成）」輸定了，黨主席可以找個過渡人選當傀儡從幕後操作，這兩件事才是重要的，市長之位只是拖油瓶，眷戀新北只會帶來更大的失敗和挫折而已。 挫折帶來陰影，但恐懼挫折帶來的陰影更大。挫折要在發生後才會產生陰影，而且事發當時就是最遭的情況了，以後只會越來越好。恐懼卻能在事前就造成傷害，而且揮之不去，沒有盡頭，造成顧此失彼、父子騎驢，終至進退不得。 朱立倫如果有智慧，如果想要拋掉「恐懼挫折」的陰影，如果想要帶領國民黨拋去馬英九執政失敗帶來的陰影，最好的選擇應該是辭去新北市，先承受一次挫折，反正在這位子上也幹不出什麼大事。然後朱應該勇敢帶領國民黨參選2016，再承受一次挫折，用挫折來洗掉馬英九帶來的的羞恥。然後辭去黨主席，用挫折來重新建立自己「和原來的國民黨完全不同」的新身分。 至於朱習會，當然也是這樣，失敗會比成功好，不去會比去了好。別忘了，中國因素不但是318的起因，也是馬英九失敗的主因。也就是說：中國因素已經成為國民黨的陰影而非資產了。要拋棄這個陰影，從陰影造成的傷害裡面走出來，唯有「承受挫折，承認失敗，重新站起」一條路而已。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柯文哲拆除違建的宣示，在我的臉書河道上引起截然不同的幾種看法。第一種是大聲叫好，說「我也變成柯粉了！」。第二種是隔岸觀火，認為柯文哲擋不擋得住一月初市議會臨時會的壓力才是關鍵。第三種是質疑違建居住者多為弱勢，強逼他們在三個月內搬家，是違反居住正義的鴨霸行為。 拆違建和拆公車道不同，公車道為民眾詬病已久，產權清楚，不牽涉到弱勢者。頂多只是預算執行是否先經過議會審議的技術問題。違建牽涉到居住者，強拆的結果可能造成悲劇。當年陳水扁由紅轉黑的關鍵事件之一就是不顧居民感受的強拆行為。 台北市違建問題沈痾已深，全市違建數量可能超過十萬件。雖然陳水扁訂定「民國84年」為執行標準，但如果以安全性、合法性、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來衡量，許多舊違建的危害遠超過新違建。這些舊違建同時也造成都更的困難：擁有合法違建者，在都更過程中強硬要求分配更多的利益，造成整合失敗。這造成一個弔詭的結局：唯一能夠解決舊違建問題的手段，也就是都更，卻因為舊違建的存在而受阻。 施政的中心在於「人」，違建的目的也在於人。花錢增建的屋主，可能用於出租圖利，可能出於自用私心。但都違反了建築法規，造成安全疑慮，差別在於使用者的身分。 排除自用之外，台北市眾多的頂樓違建，提供了大量外地工作者在台北的廉價居所，如果將所有「有安全疑慮」的違建拆除，這些居民要如何安置？當然這些居民大多沒有戶籍，也就是沒有選票，對柯文哲的民意支持度沒有影響力。但身為市長如果不能處理所有在台北生活者的居住問題，那又怎能算是一個稱職的市長？ 如果住得起合法又安全的房屋，誰會去住違建？頂樓空間夏天悶熱、冬天溼冷，委屈居住只是為了省下一點房租。居住問題是選舉中的攻防焦點之一，可見柯文哲也同意台北市的居住問題相當嚴重，必須解決。既然解決居住問題就能解決違建拆除過程中的「人」的問題，那何不將沒有安全疑慮的違建列為次要問題，先處理有安全疑慮的違建，同時積極實行競選中所承諾的「五萬戶青年住宅」政策。 違建是因為人而存在的，是因為既有的居住問題而存在的。解決居住問題，就能解決違建問題。狂拆猛拆只是治標而非治本，只是包紮傷口不是治療病灶。 柯文哲出身醫生，也在TED裡談過醫療議題，討論過「醫療的目的在手術成就抑或減輕病人的痛苦？」這個近代社會才有的批判性觀點。以居住為例，如果五萬戶青年住宅的興建，採取了錯誤的手段，造成居住者的痛苦，例如說強制徵地造成大規模強迫遷移、錯誤的財務規劃造成市府破產、盲目的選址造成環境破壞、……那麼即使達成了「四年興建五萬戶」的帳面目標、硬體成就，又怎能說服人民這是一個成功的施政？ 施政的目標容易設定，施政的過程裡人民的感受才是困難的，在數字的、表面上的目標之外，必須考慮的是施政手段對人民造成的影響甚至傷害。這些傷害並不能由正面效果「抵消」，因為受苦的人不一定是最終獲利者。實施過程的種種細節考驗著施政者的智慧，增進一部份人的福利之餘，是否侵害到另一部份人的生存基礎、造成永久無法彌補的傷害？ 卡爾‧巴柏(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書中主張，所謂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是一個不存在的虛偽假設，是虛擬的理想，沒有操作性可言。開放社會應努力實現的是「將痛苦最小化」，也就是所謂的「瑣碎工程」。 民選首長的施政需要象徵性的重大成就來贏取市民的支持和公務員的服從配合。拆除公車專用道已經部份達成了這個目的，如果柯文哲覺得這還不夠，還需要更多的「雷厲風行」來鋪平未來四年施政的道路，好在開始施政前，預先清除路上的障礙。那麼，拆除226件違建的確可以繼公車道拆除之後，建立另一個更大規模、更大強度的行動範本。但執政的根本還是從處理細節開始，需要許許多多不那麼話題性、不那麼具體的，更多人參與的聚光燈外幕後的默默耕耘。 如果拆除違建真的那麼重要，那就拆吧！希望這些弱勢者的犧牲，可以為柯文哲爭取到威望和時間，穩穩地進行更多、更大、更徹底但沒有媒體關注的「將痛苦最小化的瑣碎工程」。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廣受歡迎的新生代偶像小熊為廷自爆曾是公車痴漢的不堪醜事，讓好不容易才從太陽花女王賣淫事件中冷卻下來的台灣社會集體論述狂熱又再熊熊燃起。 短短數小時內，如噴泉般大量湧出的信息文本像海嘯一樣瞬間淹沒了從電視等傳統媒體到臉書等新興社群的所有閱聽者，不管願意與否，都被硬塞了海量資料，無一倖免。 批評或護航都沒必要，犯案經過陳也如實托出了。所以就來講講其他的吧！ 首先是一般大眾的資訊接收消化能力問題，這不只是當前新聞事件的細節，而是必須包括過往時間內所預先累積、吸納的基礎背景知識。但評論不需要證書，任何人 都能隨時發表自己的想法。這一點在私人議題上無所爭議，但在公共議題上，牽涉到集體態度、集體行為，做出評論前若能先多方了解，有助於說服力與貢獻度。 在這件事情上，不管正反雙方都搶著在第一時間發言，試圖達到最大的散播度，進而主導輿論風向。這時，論述者的背景實力一覽無遺，平常的努力都在這極度壓縮的時間內展現出來。平時越多關注於性別議題者，發言越有力度，也越能切中要點。 但這次的議題並非陌生，事實上台灣社會才剛剛經過彎彎、九把刀、阿基師、劉喬安、、、等等新聞事件的一漣串熱身磨練，經歷了一整年的對公眾人物胯下事物的 熱情追尋。大多數人都已經在這些事件中，建立起自己的道德認同標準，建立起自己的底線。陳為廷的痴漢行為，只是將性別、情慾、權力、、、等等爭議，一次推 到了底線：毫無疑問的犯罪行為、毫無疑問的赤裸情慾、毫無疑問的權力（立委選舉）議題，全都同時發生在一個毫無疑問的學運偶像、青年楷模、明日之星的身上。 面對這些疑難和衝突，大量的資訊也許提供了一個避難的港灣，就像是用香水蓋掉臭味，用下一個男人洗去上一個留下的不愉快記憶，用大量的資訊痲痹了自己，舒緩了價值判斷的難題，因此得以沈沈睡去。 ----------------------------- 眾人可以沈睡，知識分子沒有怠惰的權力。陳為廷的行為細節無須多加探究，事實極為簡單：一個曾經犯下公眾猥褻罪的累犯即將參選。試圖為這樣的行為合理化或者妖魔化，都是試圖影響選舉結果，也都輕看了大眾的判斷能力與自主投票的正當性，也就是對選民的不尊重。 知識分子該作的，是提供思考的背景資訊，例如：猥褻罪在社會道德上的地位為何？歷史成因與進程為何？情慾在私人與公共之間的界限為何？民意代表的私德與公共表現的關連為何？公共議題的設定與討論態度又是如何？ 而大眾除了「替苗栗縣山線選區所有選民作決定」「替自己的價值觀作定義」之外，也許也能從這次事件中，得到視野的開拓。 ----------------------------- 犯罪一直是人類文明進程裡一個難解的問題，甚至是一個謎。為什麼會有小偷？為什麼會有強盜、強暴、殺人等等犯罪？人類努力了這麼久，累積了這麼多的知識，建立了這麼多的體制和共識，消弭了這麼多的疾病和罪惡，為什麼還是不能根除犯罪？ 最早時，人類建立了法律來約束個體的行為，試圖減少犯罪。從這個觀點看，竊賊才是法律之母，罪犯則是法官的衣食父母。後來這種素樸的「約定」分歧成法律和道德兩方面，從積極鼓勵和消極禁止兩方面同時進行消弭犯罪的努力。 但許多年前已經有人抱持不同的意見，例如《莊子．胠篋》這一篇裡，藉由大盜盜跖之口，說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看法，認為所謂的犯罪，都是針對有價值 的事物而來，價值越高，罪行就愈益嚴重。小一點的價值像是鉤玉，引來盜賊，「竊鉤者誅」。最大的價值就是禮智仁義，廟堂存焉，「竊國者為諸侯」。從而得出 「絕聖棄知，大盜乃止」的結論，這也是我們熟知的道家「無為」思想的中心之一。 當然道家的理論只是歷史文件，引用並非認同。只是彰顯犯罪問題的難解：在儒家提出階級體系仁義道德試圖解決，法家提出嚴刑峻法試圖解決，墨家提出推己愛人試圖解決之外，甚至有道家這種「摧毀價值、回歸平靜」的主張出現。 回到近代與當代，現代人面對犯罪的態度和以往大有不同，禁止已經被現縮到極小範圍，取而代之的是管制，也就是試圖和過去被視為「犯罪」的行為以及那些罪犯 妥協，以有效的管制取代無效的禁絕，以合法換取空間。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賣淫與毒品的合法化。現代人的思考是：如果現有能力還無法解決，那就先將其視為必然 的存在，然後試著和平共處：賣淫可以但要在管制區域，毒品可以但僅限於娛樂使用。 這樣的態度在虔誠的信徒或絕對主義者眼裡看來，是投降前的妥協，是不可原諒的墮落。但在現代國家的統治者和公民的思考裡，這是一種目前階段所能得到的最佳 結果。與其花費大筆金錢和力氣去對抗這些已經存在幾千幾萬年的人類行為，不如透過談判取得控制進而將傷害限縮在最小範圍。 ------------------------------ 當然這樣的除罪化會引起道德爭議，所以現代國家傾向將道德與犯罪分別處理，加以區別化。例如政教分離，更生人保障，情慾私領域化，不再在公共場域談論這些暫時無解的人類根本問題。同時進行道德條目的更新，塑造適合資本主義社會、符合全球化資本體系的道德觀。 回到台灣，不論擁護者如何圓話，陳為廷在這次選戰尚未開打之前就已重傷。當然從選戰的角度來講越早受傷可以越早治療，自爆總比被爆好。但「痴漢」標籤一旦 貼上，恐怕難以在投票前撕下。支持者的失望和流失可以想見，如何處理？這問題恐將困擾陳為廷許久，遠超過選舉截止之日。 但陳為廷個人的問題終究只是他個人的問題，殺了一個為廷還有千千萬萬個為廷。公共場合猥褻騷擾的行為，恐怕還會跟隨著人類幾千幾萬年，甚至直到永遠，甚至 即使男女性別地位翻轉，男性成為弱勢被騷擾的對象之後，公私場合的騷擾猥褻都還可能繼續存在，就像沒有人敢說「小偷終將消失」一樣。追殺陳為廷並藉此追殺 所有痴漢之餘，也許我們該想想：如果不能杜絕痴漢，如果像小熊為廷這樣的有為青年都不能抗拒黑暗力量的誘惑而墜入犯罪深淵，那我們能否在明察秋毫之餘看見 輿薪？見樹之外更看見林？從小熊為廷的墮落中看見一點改變社會的方向？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台北市勞動局長的 i-Voting，從遴選委員名單公佈開始就爭議不斷，最後甚至演出五名推薦人選有兩人（包括得票最高的吳世哲）退出候選的窘劇，柯文哲則用「起底」和「政治獵殺」來形容網民們的熱情監督。 同時，早一步進行的教育局長遴選，在外界相對較少的關注下，順利選出湯志民。卻又被爆料湯曾在年初擔任引起爭議的課綱微調小組召集人，以議事手段護航「去台灣化」的課綱修改。柯文哲則以「不是選聖人」回應。 這一點完全不能說服反對者，因為湯本來就不是聖人，相反地，湯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平凡人，平凡到可以被當作「平庸的邪惡性」的範例的平凡人。他的行為正好示範了一個奉公守法的平凡人如何盡心盡力地執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洗腦，從而成為獨裁政權的得力助手。 社會局長遴選，則出現兩位被推薦人落跑，不得不另外找人的窘況。 稍後舉行的環保局長出爐後，遴選召集人公開表示「被當作衛生紙、用過就丟掉」，批評柯P踐踏遴選委員的人格。 資訊局長和文化局長遴選，則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個結果：資訊局長沒有爭議，而文化局長出爐後引爆極大爭議，不僅遴選委員開記者會痛批，連召集人陳其南都把原本寫給柯P的私信公佈在網路上，指控當選人倪重華和柯文哲「欺騙、作弊」。 --------------------------------- 滿頭包的遴選背後，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從欣然接受擔任遴選委員，到失望說出「用過就丟」「欺騙、作弊」，這些名重士林的清流，到底對什麼事情不滿？ 柯文哲對此表示「制度沒有一次就完美」，認為應該改進的是遴選制度。 從參選以來，柯一直強調「建立SOP」、「依法不依人」，這些主張聽起來非常悅耳，符合大眾對幾十年來台灣社會上「人治」導致的公務員失職、政府失能的反 感，得到大多數選民的共鳴。但從這些跌扑狼狽的遴選過程中可以發現，遴選成功與失敗的關鍵還是在人，而非制度。如果柯P沒有介入時，遴選委員的組成，決定 了遴選過程的成敗，資訊局長遴選委員們的出身、背景、專業態度，決定了遴選結果，也決定了成敗。其他幾個出現爭議的遴選過程裡，同樣是遴選委員造成了爭議 的後果，原因是遴選委員的意志和柯P的想法南轅北轍。 但遴選委員要如何組成？這難道是 SOP 可以解決的？每個委員都是人，每個被遴選人也都不是素人。他們的 reputation 都已經由他人的主觀判斷所塑造出來。向不同的族群諮詢同一個人，可能得到完全不同的 reputation，例如說湯志民，支持者會認為他是維護中華文化的推手，而反對者則認為他是扼殺本土文化的殺手。如果遴選委員的組成，完全和柯文哲的 意志相同，那又何必多此一舉？柯市長直接憑自己的觀感印象找人不就結了？ SOP 只能拿來處理沒有價值判斷的例行事物，例如公務員的辦事流程、市民和市府間的例行接觸，或者像資訊局長這樣具有高度專業性而沒有政治性的職務。牽涉到價值 判斷時，不論是勞動、文化還是環保，這社會上都存在著深長久遠的意識形態衝突。反核/擁核？直鐵/彎鐵？都更/保存？這些意識形態衝突不是「超越藍綠」就 能超越的。要處理這些，還是要靠政治智慧。 政治是模糊的、微妙的、沒有標準答案的。從這個角度看，以主管勞動的局長和主管產業的局長分屬於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為例，這一點可能造成衝突，也可能形成調和，成敗沒有定則。最後還是要靠主導者隨時的機動調整、衡量判斷。 希望柯文哲在組成「小內閣」後，能繼續維持穩定中立的身段，否則就像走在鋼索上的特技演員，一失去平衡就是直線墜落，即使小心翼翼，但只要一陣風來，不免讓觀眾為他捏把冷汗。 ---------------------------------- 制度和人互為表裡，制度提供框架，個人在框架中依照自己的認知來行事。要達到實質的改變，制度和人都要改。柯文哲提出新的制度，但並沒有提出新的人，舊思 想的人在新的制度、新的民意監督下走得跌跌撞撞，才是這次遴選出狀況的主要原因。新的思想必須同時實踐在新的制度和新的人兩個方面，才能真正落實。 內閣制和總統制的爭議也是如此。這兩個制度規範的對象是「政治人物」和「政黨」。如果政治人物不改變，兩個政黨都維持列寧式剛性體質。不管改成什麼制度， 都沒辦法「發揮制度之所長，彌補個人之所短」。要改變政黨，也不可能從現有政黨著手，因為國民兩黨都存在著太多丟不掉的包袱，幾乎毫無改革之可能，現有的 政治人物也是如此。 只有讓新的政黨、新的人加入，才能淘汰、替換掉舊的人、舊的政黨、舊的思想，真正實現全新的制度。不管是柯文哲的新市政，還是台灣的新政府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都必須做到制度和人的同時改變，徒有制度不能自行，只有人的改變也不能成功。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香港陷入膠著已經很久了，鷹派一直想攻政府總部，鴿派反對。鷹派自己當然也知道，這個政府只是個幌子，說好聽點是執行單位，攻下這個政府，並不能傷到背後真正的主子。 這主子，很多人以為是中南海。當然北京是這一切民權收網的發動者，但背後的主子並非指這些人，並非指共產黨或中國，我指的是香港的本地的統治力量，也就是財團、富人、1%的主宰者。 這些人當然不關心民權問題，事實上就是這些人將香港人民的民權收歸己有，將之拿來當作聚積財富的工具。權力即是財富，權力是資本的來源，資本是權力的交易工具。當財團透過房價等資本工具搜刮民間勞動所得的財富時，同時也搜刮了人民的權力，再將此權力透過資本的形式，上貢到北京，換來北京所擁有的全中國的權力的一部份，藉以鞏固這些人在香港的權力和財富。 用政治的形式說，就是北京透過基本法，授與香港權貴們主宰當地政府的權力。 推倒了梁振英還有更多梁振英排隊等著替補，攻進了政府總部也只是得到一座建築物。政府機器背後的主宰者，沒有清楚的臉孔，沒有名字，甚至可以說沒有人可以代表，但他們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人的身體只是思想的宿主，主宰這些人的思想，才是真正籠罩在香港上空的烏雲。 ---------------------------- 這種思想的本質是「藉由資源的集中與利用，獲取更進步的生活」，例如原始人合力建造居所，達到庇護居住的功能和繁衍的目的。集眾人之力可以達成個體永遠做不到的事，例如集體狩獵的十個人花一天圍捕的獵物可以超過一個人花十天追捕的成果。十個人集力可以豎起樑柱，傳遞矛草鋪滿屋頂，這些都不是一個人重複十次 所能做到的。 原始人經過合作，得到了超過原本各自努力所能得到的成果的總和。於是有了多餘成果，或者說「集體成果」，這些剩餘財產的分配過程，創造了人類社會的雛型。也考驗著人類社會，埋下衝突的種籽。 在部落時代，集體成果由酋長領袖分配。第一個領袖無疑是智力和體力較優者憑自身能力獲得地位。但當此一能力（知識、體力）開始世襲，或者說領袖地位開始世 襲，領導者的地位就會受到挑戰，而不得不將此一權力分配給第二級的領導者們，以獲取所有人的支持，在透過部份支持獲得全部支持的同時，也消弭了競爭者挑戰 的意願；如果既有的權力和因此權力而來的財富已經足夠，那何必冒險尋求更大的權力和財富？ 於是封建制度產生了，連支持都成為世襲；固定的分配換取固定的支持，制度化的分配換取制度化的支持。社會穩定了，偶發的爭端消失，族群更能專心於生產，整體來說所有人都更富足了。 封建制度的崩毀，則起因於天災、意外與分配制度的失衡。當天災來臨，勞動所得不足以滿足原本的分配體系時，最先被犧牲的是社會底層，也就是權力最少者。繼之而起的是分配制度的錯誤改變，權力越大者得到的配額越來越多，甚至超過系統的負擔，或者原本的分配體系中的某一環節，某個族群或某些人向系統要求更多的 配額。於是社會崩潰，分配系統重整，朝代更迭，直到下一個穩定期來臨。 如此的循環在農業時代中重複了許多次，直到工業文明興起，人類知識深化，察覺了原始系統的不足，於是提出「平權」的思想，將世襲的權力取消，將權力平均分 配（歸還）給所有個體，重新整合。再將分配制度合理化、彈性化，再次以「個人能力」作為分配的依據，形成了資本主義民主體系。但創造這制度的智者們，並未 將財富（資本）的世襲取消，更未將資本與權力的連結取消，於是在運作幾百年後，當代的人類，也就是我們，面臨了同樣困境：財富和權力的同步世襲。 ------------------------------- 物資（貨物）的來源是能力：謀生的能力、滿足個體生存所需要的能力，也就是生產力。權力的來源是分配，因為分配的需求而被定義出來的秩序和維持這秩序所需 要的集體的同意。將這兩者連結在一起的是人際合作，因為合作而產生的「多餘所得」需要分配，分配行為需要秩序，秩序需要經過眾人的同意，這種同意的表示， 就是人類政治權力的來源。 在獲得了多餘物資之後，人類發明貨幣來當作物資交換的工具。而後貨幣被漸漸抽象化，由不具實際價值的「幣」取帶了具有實際價值的「貨」，由不具實際價值的金銀，取代了具有實際價值的銅鐵，最後由印刷的文件取代了實際的金銀，最終更由抽象的數字取代了實質的印刷品。 貨幣的建立當然也來自於權力，由最初對貝殼的集體同意，到現在國家以集體權力來同意、認證、保證的印刷紙幣和抽象的、數字性的「通貨發行量」，所有財富的 來源都是權力。現今世界上權力最大的國家：美國，當然也就能創造最多的「鑄幣稅」，甚至可以無限制地發行貨幣（QE）。 抽象化的貨幣形成了金融體系，最後發展成資本體系，甚至抽象的數字體系，這些被我們叫做「資本」的一切，包括數字化的金錢和實質的物資等等，當然也都是權力所生產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資本就是權力、權力就是資本。這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體會到的「財權一體」「金權政治」的現實。 ------------------------------- 不論任何體系，要維持穩定的首要條件都是分配的合理性，或者說得到社會成員同意的程度。而財富的分配就是權力的分配，獲得較多財富後的個體可以同意較少的權力分配。而當財富分配不均時，社會成員對權力的渴求就會增加。這種轉移並非跳躍或無關，而是「財、權」這兩種事物在本質上的同一性。 不管是香港雨遮革命或台灣318運動，都是這樣的脈絡，香港繼續在街頭上堅持，而台灣則透過選舉「解決」了權力重分配問題（至少是表面上的）：藉由權力代表的更迭，獲得財富重新分配的希望。 這希望能實現嗎？如果能，社會的壓力就會降低。如果不能，那麼選舉後的平靜終將只是暫時的，甚至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更大的動盪的預告。其原因為：台灣目前面臨的不只是「集體創造的多餘所得」的分配不均，而是更嚴重的「基本所得的喪失」，基本配額被剝奪。十個人集體勞動的結果，竟然有人分配到的成果少於原本獨立勞動的所得，少於足以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既然如此，那何必合作？何必組成社會？怎麼能不揭竿而起？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

以台北市為例，這次選舉比16年前的扁馬對決，少了10%投票率，但由於選民成長，總票數相同皆為151萬餘票。總選舉人數從1998年的186.9萬人，上升到2014年的214.7萬人，增加了27.8萬選民，佔12.9%。 比較1998和2004年的主要候選人得票率： 1998馬有76.6萬票51.1%，2014連61.0萬票40.8%，少了15.6萬票10.3%。 1998扁有68.8萬票45.9%，2014柯85.4萬票57.2%，多了16.8萬票11.3%。 大部分的評論文字，都說「台北市變天」「柯拿到年輕人的票」。但事實究竟如何？ 從以上數字分析可以發現： 一、柯的得票率比扁增加11.3%，少於新選民增加率12.9%。也就是說至少有一成半的新選民投給了連。 二、連的得票率少於馬10.3%，若加計新黨3%的得票率，約少於當年藍營總得票率13.3%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原本藍營的票流向柯，導致連的敗選」，但如果把投票率的因素考慮進去，數字就有趣了：2014台北市選舉投票率約70.5%（大安文山更低到只有六成出頭），1998年則是80.9%，相差剛好10.4% 這數字剛好就是「連少於馬」的數字，這是不是意味著「連之敗，是敗於投票率而非敗於新選民」？是不是意味著「傳統藍營支持者放棄投票導致連落選」？ 當然在所有詳細數字和選後民調分析出爐前，這只是一個猜測。但就我個人的觀察，這樣的猜測是八九不離十。白話一點的說法就是： 台北市舊有的藍綠板塊毫無變動，只是藍營中有些人「投不下去」而已，原本挺藍的還是挺藍，27.8萬新選民中，以七成投票率計，約有19.5萬人投票，也只有16.8萬投給柯文哲。（事實上新選民投票意願通常較平均投票率更高） ------------------------------------- 從市議員選舉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況：國親新三黨加上無黨籍中泛藍者的得票率，大約是 53%，泛綠的總得票是47%，如果把少掉的10%選民計算進去，市議員部份的藍綠板塊和16年前也還是一樣的。 國民黨看到這樣的結果，當然會很高興，並且對下一次選舉有了更大的期待：只要候選人條件好，催出投票率，台北市依然是 55/45 的基本盤。 天龍國改變了嗎？從新選民眼裡看，答案是肯定的，大多數新選民不再投藍，但從整體看，藍的消退只輸在新選民部份，舊選民的投票意向完全沒有改變。35歲以上族群，幾乎沒有因為時間的變化而改變顏色。天龍國依舊是天龍國。 ------------------------------------- 人都以為自己是自由的，擁有自由的思想，但其實並非如此。人的思想是極少變化的，尤其在成年後，定型了以後，就會維持那個樣子一直到老死都不會改變。當然少數人可以因為反省或學習而稍有改變，但為數極少，整體來說每個人的思想是不變的。 也因此，在一個穩定社會裡，社會的想法的改變，並非透過「改造個體」來達成，而是透過新生命的成長而緩慢演進的。年長者維持了社會的穩定，而新生者影響了社會未來的方向。成年人不能改變其他成年人，只能透過教育下一代來改變這個社會。 換句話說，要預測未來幾年後的選情變化，必須要觀察現在正邁向二十歲的年輕人在想什麼。318如火如荼時，社會上的老人不為所動，因為他們知道大部分人不 會被影響。但他們卻不肯正視「所有年輕人都改變了」的事實，而把這種風潮當作「年輕人的暫時性瘋狂，等他們進入社會就會恢復」。 但年輕人真的改變了！而且他們將以現在這個樣子活下去，一輩子都再也不會改變。台北市（和全國）舊有的藍綠板塊幾乎不變，每年只有千分之三的年輕人可以造成改變（也就是人口成長率），但累積起來每四年就有1.2%，每十年就是3%。 -------------------------------------- 這場選舉，和以前的所有選舉一樣。贏的是年輕人，輸的是老人。新思想贏了，舊思想輸了。任何政黨想要贏得「下一次」選舉，就必須將自己年輕化，爭取新選民，這是唯一的活下去的方法。合不合胃口，都請欣然接受吧！

一個小偷兼煙毒犯坐牢十幾年後假釋，他試圖重返社會，找了一份水電工作，但經濟不景氣下很快被裁員，失業了五個月後，他鋌而走險闖空門行竊，不巧撞見屋主返家，他試圖逃脫，但喪命在浴室裡。 一對正準備迎接新生命的夫婦，某天回家時竟在屋內發現陌生人，丈夫為保護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挺身而出和竊賊搏鬥，失手打死了人，成為殺人兇手，被警方上銬移送法辦。 這兩件同時發生的事，不管從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悲劇。竊賊和被竊者成了被害者和殺人者，兩個人都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利益，只得到無限的遺憾與悔恨。 ------------------------------- 如果竊賊提早十分鐘，可能在屋主回家前就已經離開了，這一切都不會發生。如果屋主回家路上多等了幾個紅綠燈，這一切也不會發生。如果竊賊不躲進浴室，而是趁屋主開門時奪門而出，如果屋主一發現有人就退出屋外而不是撞開浴室、、、、有太多的如果，都可以讓這件悲劇不會發生，那為何這件事終究發生了？ 悲劇的結果，從法律上說，侵入住宅只是一年以下輕罪，竊盜也不過是判個幾年，就算強盜也罪不致死，屋主用極端危險的鎖喉手法致人於死，上銬交保並不為過吧？ 但法律早就失去民眾信心，這樣的「依法辦理」觀點，又能得到多少人認同？ 鄉民的反應是一面倒的「賊子死的好！」「咎由自取！」「誰叫他要先犯法？」「如果是我也絕對狂打一陣。」 但如果屋主姓魏、家財萬貫，小偷姓廖、賤名添丁，鄉民還會這樣說嗎？ 如果當事人能夠知道結果，還會選擇這樣做嗎？竊賊會不會選擇安分守己不起貪念？出事後束手就縛？屋主會不會選擇財去人平安？選擇不撞破浴室引發衝突？如果可以避免悲劇，這兩人還會暴力相向嗎？ -------------------------------- 也許暴力才是這一切的引爆點，更生人失業之後，選擇用暴力謀財。屋主激動之下，只想到用暴力解決。暴力是人的本能，也是最後的手段，但這兩人被逼到角落之後選擇使用暴力的結果，卻造成各自的無可挽回的悲劇。暴力帶來悲劇，這不也是報應？ 鄉民在這件事中，選擇了屋主作為認同對象，於是「天下之善歸焉」，小偷成為故事中的壞人，「天下之惡歸焉」。判斷屋主和小偷的是非對錯的標準，並非客觀的法律要件，更非理智或者社會最大多數利益，而單純只是簡單的「跟我一樣，就是好人」而已。這樣的態度，其實就和使用暴力一樣，出於直覺的多，認真思考的少。出於膝蓋的多，出於大腦的少。鄉民當然更看不到事件背後的悲劇，對兩造來說都毫無差別、毫無益處的悲劇。 一個社會對話題性新聞事件的意見，常反映出一個社會在和諧表象背後隱藏著的內在思考。鄉民對這個事件的態度透露的是：簡化複雜事件，選擇角色立場，然後以立場判定是非，缺乏文明精神，而傾向於蠻荒鄉勇傳統。有這樣的社會集體思惟，竊賊和屋主選擇以暴力解決問題也就不意外了。 文明社會的成員必須壓抑使用暴力的念頭，才能脫離蠻荒，和諧共處，才能避免悲劇發生。 -------------------------------- 最後，單純事件的背後常有社會性因素，而且這些因素是日積月累產生的。也許可以說，竊賊和屋主都是受到整體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生存壓力的逼迫，而逐漸地傾向暴力的。鄉民也是如此，長期以來政府無能的結果，法律和審判不受信賴的結果，使得民眾逐漸傾向不管法律、自立救濟、採取激進行為，最後導致「以暴制暴」思想的蔓延。 體制和法律失效了，社會也就失去秩序，悲劇也由此而發生了。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