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台灣社會圍繞「對話」與「安全」的爭論越發激烈。一派認為，只要對岸釋放高規格會面、交流訊號，就代表局勢正在降溫；另一派則認定，任何形式的對話本身就是風險。這種對立看似熱烈，卻遮蔽了更根本的問題：台灣究竟是用「治理設計」面對威脅，還是被「象徵政治」綁架？

在威權體制中，高規格會晤、隆重場合、領導人握手等政治符號，從來不是制度性保證，而是形塑敘事、製造觀感、操作心理戰的工具。象徵再華麗、再溫馨，也代替不了真正的善意與安全。能降低風險的，不是「在哪裡見面」「誰接見誰」，而是是否出現可被檢驗的行為改變、清楚的紅線界定，以及一旦破局時的退場機制。若這些條件缺席，再高的規格也只是包裝精美的統戰操作，風險只會被掩蓋，而非被化解。

同樣必須警惕的，是「求同存異」這類聽來溫和、實則空洞的陳腔濫調。外交辭令可以悅耳，但治理不能含糊。若不先界定「同」是什麼、「異」到哪裡可容忍、「存」多久才算數，就很容易變成要求弱勢一方自我模糊立場、自我矮化的話術。對民主社會而言，模糊不是彈性，而是風險的溫床。任何對話若無法明確說出「哪些議題不能碰」「哪些原則不可退讓」，那就不是務實外交，而是把不確定性轉嫁給全體台灣人民承擔。

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討論刻意繞過核心：台灣的主體性如何被保障？真正關鍵的，不是對岸「願不願意坐下來談」，而是所有涉及台灣未來的互動，是否始終置於台灣的民主決策程序之內。民主的價值不只在選舉，更在透明程序、有效監督，以及及時修正錯誤的能力。一旦對話被包裝成不容質疑的「善意」，監督被汙名化為「阻礙和平」，台灣流失的正是制度韌性。

歷史證明，安全不靠單一手段堆疊，更不是靠高調場面維持。成熟的風險管理，必須同時涵蓋防衛準備、國際合作與必要溝通，而且每一項工具的邊界與代價都要說清楚。真正的安全，不是「只有一種選擇」，而是在最壞情況降臨時，台灣仍保有選項，而不是被推向無退路的絕境。

台灣值得被守護的，不是象徵性的握手，而是制度性的防線；不是對岸片面釋放的善意，而是我們永不退讓的主體性與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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