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齋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黎智英被判二十年，等同實質終身監禁。這不是司法裁決，而是一場公開的政治示眾；不是為了定罪，而是為了讓所有人看清楚——誰敢越線，下場如何。北京的說法我們早就背得滾瓜爛熟：「依法履職」「捍衛國家安全」「不容置喙」。在這套語言裡，法律不是用來保護人的，而是用來定義敵人的；審判不是為了釐清事實，而是為了宣布立場。只要被劃入「危害國家安全」的範圍，過去的一切行為都可以被重新包裝成罪證，未來的一切辯解都被視為狡辯。黎智英的名字，今天被用來完成一件事：告訴所有人，國家安全之前，沒有個人，沒有自由，也沒有例外。有人會說，他是特殊個案，是政治人物，是「反中亂港」的代表。但這正是威權最擅長的第一步：先挑一個足夠顯眼、足夠象徵性的人下手，讓旁觀者產生錯覺「那是他活該，跟我無關」。等這個錯覺擴散，界線就會悄悄後退，標準也會悄悄放寬。今天是「勾結外國勢力」，明天可以是「散布不當言論」；今天是「煽動顛覆」，明天可以是「影響社會穩定」。定義權只要握在權力手中，罪名就永遠不會用完。這正是黎智英案最令人寒顫的地方：它不是在回答誰有罪，而是在宣告誰有權力決定什麼叫罪。有人急著把這一切包裝成「依法辦案」，彷彿只要程序掛上法律的名義，一切就自動正當。但歷史早已反覆證明，威權從不拒絕法律，它只會改造法律，直到法律只剩下服從的功能。當法律變成政治的延伸，審判就不再是正義，而是命令。「今日黎智英，明日任何人。」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威權運作的基本公式。因為在那樣的體系裡，你不需要真的做錯什麼，只需要被認定「有風險」。你不必鼓吹什麼行動，只要你的存在、你的言論、你的影響力，讓權力感到不舒服，就足夠了。剩下的，只是技術問題。更可怕的是，這套邏輯永遠會找到幫它說話的人。有人會說：「這是為了安全」、「這是不得不的代價」、「自由本來就該有限度」。但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誰來劃線、線劃在哪裡、誰能質疑這條線。在香港，這條線已經不存在了。在那裡，安全的定義由權力單方面宣布，質疑本身就是風險，沉默成了唯一理性的選擇。黎智英的二十年，不只是個人的命運，而是一個清楚無誤的訊號：當社會開始接受「有些人不該有言論自由」，那麼遲早，每個人都會輪到那個「有些人」的位置。這不是在比較制度細節，也不是在玩類比遊戲，而是在直視一個赤裸的現實：威權不會停在它一開始承諾的範圍內。它只會不斷測試社會的底線，直到沒有人再敢問一句「為什麼」。今日黎智英，是用來讓你安心旁觀的名字；但當旁觀成為習慣，明日任何人，都只是時間問題。真正的警訊，不在於敵人有多殘酷，而在於我們是否開始替這種殘酷找理由。當我們默許權力替我們決定什麼不能說、誰不能被保護時，自由就已經不是被奪走，而是被親手交出去。這不是遠方的故事，也不是別人的命運。這是一記敲鐘，提醒所有還能說話的人：別等到名字被唸到自己身上，才發現那條線早就不見了。

近來，台灣社會圍繞「對話」與「安全」的爭論越發激烈。一派認為，只要對岸釋放高規格會面、交流訊號，就代表局勢正在降溫；另一派則認定，任何形式的對話本身就是風險。這種對立看似熱烈，卻遮蔽了更根本的問題：台灣究竟是用「治理設計」面對威脅，還是被「象徵政治」綁架？在威權體制中，高規格會晤、隆重場合、領導人握手等政治符號，從來不是制度性保證，而是形塑敘事、製造觀感、操作心理戰的工具。象徵再華麗、再溫馨，也代替不了真正的善意與安全。能降低風險的，不是「在哪裡見面」「誰接見誰」，而是是否出現可被檢驗的行為改變、清楚的紅線界定，以及一旦破局時的退場機制。若這些條件缺席，再高的規格也只是包裝精美的統戰操作，風險只會被掩蓋，而非被化解。同樣必須警惕的，是「求同存異」這類聽來溫和、實則空洞的陳腔濫調。外交辭令可以悅耳，但治理不能含糊。若不先界定「同」是什麼、「異」到哪裡可容忍、「存」多久才算數，就很容易變成要求弱勢一方自我模糊立場、自我矮化的話術。對民主社會而言，模糊不是彈性，而是風險的溫床。任何對話若無法明確說出「哪些議題不能碰」「哪些原則不可退讓」，那就不是務實外交，而是把不確定性轉嫁給全體台灣人民承擔。更令人憂心的是，許多討論刻意繞過核心：台灣的主體性如何被保障？真正關鍵的，不是對岸「願不願意坐下來談」，而是所有涉及台灣未來的互動，是否始終置於台灣的民主決策程序之內。民主的價值不只在選舉，更在透明程序、有效監督，以及及時修正錯誤的能力。一旦對話被包裝成不容質疑的「善意」，監督被汙名化為「阻礙和平」，台灣流失的正是制度韌性。歷史證明，安全不靠單一手段堆疊，更不是靠高調場面維持。成熟的風險管理，必須同時涵蓋防衛準備、國際合作與必要溝通，而且每一項工具的邊界與代價都要說清楚。真正的安全，不是「只有一種選擇」，而是在最壞情況降臨時，台灣仍保有選項，而不是被推向無退路的絕境。台灣值得被守護的，不是象徵性的握手，而是制度性的防線；不是對岸片面釋放的善意，而是我們永不退讓的主體性與治理能力。照片來源 : 自由時報    

國民黨台中市長提名的「姊弟之爭」，被外界看成一場派系角力。但若只把它當成地方內戰，反而看不到真正的問題：這場競爭最荒謬的不是誰出線，而是黨中央連當裁判都當不好。政黨內部有競爭很正常。民主政治的價值，本來就不在於避免競爭，而在於讓競爭有制度、有出口、有結果。候選人可以輸贏，但裁判不能先違規。偏偏國民黨中央最荒謬的地方就在這裡：協議才剛簽完，中央自己就先踩雷。根據媒體報導，江啟臣與楊瓊瓔已簽署提名協議，內容明載「同意不對外公布執行民意調查時間、機構等相關事項」。結果黨中央卻對外釋出「擬於3月底最後一週（3/25至3/31）完成民意調查作業」的文字。這不是無傷大雅的小失誤，而是直接把制度的信任打穿。簡單說：協議才簽完，黨中央就親手把協議變成笑話。因為一個政黨最基本的能力，不是選出誰，而是能不能守住自己簽的協議。協議寫不公布，中央卻先公布；規則說要保密，中央卻先放話。這種做法等於告訴所有人：規則不是用來遵守的，而是用來「看情況解釋」的。更令人尷尬的是，當江啟臣要求黨中央澄清時，組發會的回應竟然是：協議隻字未改，中央只是「對時程做一說明」，並沒有公布民調機構與確切日期，因此仍符合協議精神。換句話說，協議說不公布「時間」，中央就改成公布「最後一週」；協議說不公布「日期」，中央就改成公布「區間」。這種文字遊戲看似在滅火，實際上只會讓人更確定：國民黨的制度不是靠規則運作，而是靠「怎麼凹才算沒違規」在運作。問題不在於3月底到底能不能做民調，問題在於黨中央究竟有沒有能力扮演一個可信的仲裁者。當裁判自己帶頭踩線，候選人怎麼可能心服？基層怎麼可能安定？支持者又怎麼可能相信「公平」二字？國民黨現在最需要的不是再喊一次「大家團結」，而是先把最基本的事做到：把規則講清楚，把流程守乾淨，把協議照字面執行。否則每一次協調都會變成一次內耗，每一次提名都會變成一次信任崩壞。台中這場姊弟之爭，最後誰出線終究會有答案。但如果國民黨中央連裁判的基本功都做不好，那輸掉的從來不只是某一位候選人，而是整個政黨的制度信用。

近期一波西方國家領袖接力訪中，引發外界議論：在美國總統川普重返白宮後，北京是否正在坐收所謂的「反美紅利」？從加拿大、英國、法國到德國，多國高層相繼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表面看來，確實像是一場外交風向的轉變。但若僅以「親中」或「倒向北京」來解讀，恐怕會錯過這波訪中潮真正反映的核心現實。加拿大總理卡尼日前在達沃斯論壇的一句話，道破了中等強國當前普遍存在的焦慮。他直言，若一個國家「不在談判桌上，就會出現在菜單上（on the menu）」。這句話與其說是在指責任何單一國家，不如說是在描述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結構：當全球規則快速變動、主要強權的政策節奏愈發難以預測，中小型國家若仍將全部國運押在單一依附關係上，本身就成為一種高風險選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近年頻繁提及同一個關鍵詞──strategic autonomy（戰略自主）。這並非意味著歐洲選擇「親中反美」，而是嘗試降低對單一安全與經濟支點的過度依賴。正如美聯社與多家歐洲智庫所指出，歐洲各國並非對中國的制度風險視而不見，而是在美中競逐加劇、政策不連續性升高的情況下，為自身保留更多談判空間與政策彈性。換言之，這波訪中潮的本質，與其說是價值轉向，不如說是一種風險管理。當美國對盟友頻頻祭出關稅威脅、對北約分擔責任提出質疑，甚至在外交語言上呈現高度情緒化的波動時，歐洲國家自然會開始思考：是否有必要在關鍵議題上預留備用選項，以降低外部政策變動帶來的衝擊。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並未因此獲得全面性的政治背書。多數歐洲國家在市場准入、補貼政策與國安審查上，依舊維持高度戒心。中國採取「一對一」方式與各國接觸，也反映其難以在制度層面突破歐盟整體規則的現實。這樣的互動，更像是在高度競爭結構下的有限接觸，而非陣營重組。真正值得關注的，或許不在於「誰靠向誰」，而在於一個更根本的轉變：當主要強權的政策節奏愈來愈難以預測，戰略自主不再只是理想口號，而成為中等國家避免被動承受外部衝擊的現實選項。在這個意義上，歐洲的選擇並非背離盟友，而是拒絕將國運完全壓在任何單一、且高度不確定的政策節點上。這樣的思維，對同樣高度暴露於大國競逐結構中的國家而言，尤其具有啟示性。當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成為常態，問題早已不只是「選哪一邊」，而是是否具備足夠的政策彈性與風險緩衝能力。這股趨勢，未必會讓任何一方「大獲全勝」，卻清楚揭示了一個現實──在高度不穩定的國際體系中，單點依賴本身，才是最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