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世紀血案》引發社會強烈反彈，其中最受爭議的，並非創作本身，而是製作方在未取得林義雄先生及家屬同意的情況下，拍攝高度貼近真實政治血案的劇情內容。

多位參與演出的演員事後發表聲明指出，他們是在記者會後才得知，製作方並未取得家屬授權。部分演員更表示，拍攝前已要求製作單位須取得合法完整授權，並寫入合約，卻仍在不知情狀態下參與拍攝。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嚴重的倫理與信任破壞。

值得注意的是，演員在記者會中輕率談論事件，確實值得反省，但更令人憂慮的，是製作方與導演全面神隱，僅以公司名義發出一紙空泛聲明，未正面回應最核心的幾個問題：為何未事先取得家屬同意？是否曾對演員說明真實狀況？哪些人做出拍攝決策？是否評估過倫理風險？作品是否仍將如期上映？

這些問題若無清楚說明，整起事件就不只是創作爭議，而是公共治理層級的制度失靈。

林宅血案至今仍屬未完全解密的重大政治案件，相關國安檔案預計2030年後才能完整公開，事件當事人仍在世，家屬仍承受創傷。在這樣的條件下，任何高度貼近真實人物的影像重構，都不只是藝術創作，而是對公共記憶的介入。

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歷史不只是過去發生的事，它會透過敘事、影像與文化產品，不斷被重新塑形。當創作者未經當事人同意，便以虛構版本為真實事件下註解，實質上就是在替尚未結案的歷史定調。

這對年輕世代尤其危險。因為當一個人未經歷過那個年代，電影往往會成為他理解歷史的主要來源。若這個來源本身缺乏倫理審查與當事人同意，那麼被傳遞的，就不再是歷史，而是經過包裝的敘事版本。

電影不是不能拍歷史事件，但公共創作必須有制度化的倫理門檻：尊重當事人、取得同意、揭露真實狀況、接受社會監督。否則，「創作自由」就會變成權力覆蓋記憶的工具。

這起事件真正值得追問的，不只是某部電影是否適當，而是我們是否願意為公共記憶建立最低限度的倫理防線。歷史傷口仍在流血，任何人都沒有資格，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替他人寫下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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