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台灣完成首次總統直選，至今正好三十年。這三十年間，台灣的民主政治逐漸發展出高度動員、政治明星化與大型群眾集會並行的選舉文化，政治參與熱烈，但同時也伴隨高度對立、情緒動員與選舉疲乏等結構性問題。
相較之下，日本政治長期呈現截然不同的樣貌。作為典型內閣制國家，日本首相由國會議員間接選出，選民選的是政黨與候選人，而非首相本人。因此，日本選舉文化多半偏向組織動員、小型街頭演講與政策說明，政治領袖的個人風格相對淡化，也給人一種「低溫、理性、距離感強」的印象。
然而，近期日本政治場域出現罕見變化。執政黨領導人開始採取更直接面對選民的方式，強調個人責任與政治承諾，甚至公開將自身去留與選舉結果綁在一起，宣示若未達成特定席次目標，將主動請辭。這種作法在日本政治文化中極不尋常，卻清楚傳遞一個訊號：權力必須對結果負責，而不是只對程序負責。
這種轉變的意義，不在於某一位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而在於民主制度對「風險承擔」的理解差異。許多民主國家長期陷入一種安全政治的循環：領導人避免冒險、政策追求最低衝突、責任透過體制層層稀釋，結果就是政治穩定卻缺乏改革動能，社會問題被延後處理，結構困境持續累積。
當政治只剩下「不要出錯」，而不再思考「是否前進」，民主就容易變成維持現狀的機器，而非推動改變的工具。領導人不敢把權力與風險綁在一起，制度就會自動傾向保守，改革變成口號，責任則永遠停留在抽象層次。
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某個國家的選舉熱鬧與否，而是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公共承諾上。敢不敢明確設定目標？敢不敢承擔失敗後果？敢不敢讓選民真正成為權力的最終裁判？這些問題，才是民主制度能否持續運作的關鍵。
民主政治不只是一套投票程序，更是一種風險治理機制。沒有風險承擔的民主，最終只會變成情緒動員與責任逃避的舞台。無論是在台灣、日本或其他民主國家，真正的分水嶺不在於制度形式，而在於政治人物是否有勇氣把權力與責任重新交還給人民。
敢不敢挑戰現狀，往往決定一個國家是否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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