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徒手攀登台北101事件，因結合全球知名極限運動員、國際串流平台與國家級地標，而在短時間內躍升為高度曝光的公共議題。表面上，這是一場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精彩演出；實質上，卻更像是一場對公共安全底線的集體測試，而測試的賭注，恰恰是人命與制度。
若從公共安全與市政治理的角度審視，這起事件絕非單純的運動壯舉或城市行銷案例，而是一項涉及制度價值、風險治理與公權力邊界的重大爭議。問題不在於「可不可以爬」，而在於「為什麼能爬」；不在於個人是否自願，而在於公共權力為何選擇默許。
就「市政資源是否形同鼓勵危險行為」而言，核心關鍵並非攀登行為本身是否合法，而在於其高度象徵性。台北101早已不是單純的商業建築，而是城市門面、國家符號，其任何大型活動，必然涉及市府核准、行政協調與公共形象背書。
台北101周遭一邊是提醒社會「教訓是用人命換來的」工殤碑，另一邊卻是將極端高風險行為包裝為勇氣與榮耀的全球直播。這樣的價值並置，不只是矛盾，更是對長年工安政策最直接的反諷，原來，制度努力建立的風險預防邏輯，仍敵不過一次成功的話題操作。
其次，主管政府單位在此過程中是否「以默許取代審慎」，更值得嚴肅追問。若勞動主管機關、建管或公安體系，僅以「當事人自願」、「非勞雇關係」作為放行依據，而未從公共危險示範效應、極端天候、地震帶風險及救援失敗後果進行整體評估，等同於放棄公共治理最核心的預防原則。當市政資源可以用於封路、維安、轉播協調，卻無法同步建立高於一般工程的安全門檻，這樣的行政選擇，已不只是中立，而是價值取向。
說得直白些，制度在這裡不是缺席，而是選擇性出現，該管的時候，退後一步；能出事的地方，交給運氣。
再者，若此次攀爬行動發生失敗，其代價是否真能僅由當事人承擔？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一旦發生墜落事故，台北101勢必立即從「世界看見台灣」的舞台，轉為「制度失靈現場」的標本。屆時，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不會是攀岩技術，而是「為何在地震頻仍、高樓密集的城市，容許如此高風險行為公開上演」。那樣的曝光，對台北101乃至台灣公共安全治理形象的傷害，恐怕遠超任何成功行銷所能彌補。
更深一層來看，這場行動真正押注的，並非只是個人生命或建築聲譽，而是台灣在國際社會中「以何種價值爭取能見度」。透過全球直播、極限挑戰，確實能快速吸引目光；但若其背後隱含的是對風險的浪漫化、對工安犧牲的相對化，那麼這樣的曝光，本身就與台灣長期努力塑造的「重視人命、制度治理、公共責任」形象背道而馳。
畢竟，真正成熟的社會，從來不是靠賭命證明存在感。
公共安全的核心不在於禁止一切冒險，而在於清楚劃定：哪些風險可以由制度吸收，哪些不應被公共權力背書。若城市為了短暫的國際話題，容許以「沒出事就算成功」作為判準，實質上就是拿公共信任與人命作賭注。
相較於一次驚險卻幸運的攀爬畫面，真正值得世界看見的，應是台灣在高度競逐的全球舞台上，仍選擇不以生命換取曝光的治理底線。否則，當掌聲散去，留下的只會是更高的風險門檻，以及一句熟悉卻遲來的反省：如果當初多想一步!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