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圍繞某些政治語言與歷史派別的討論，引發不少熱議。然而，若僅停留在名詞辨析或立場表態，反而容易忽略更值得關注的核心問題：某些政治動員模式本身，是否正在對民主制度與國家安全構成結構性的壓力。
從政治理論與革命史來看，所謂不同「派別」之間的分歧，往往被過度放大。無論是強調「不斷革命」或「繼續革命」，其核心邏輯皆高度一致：政治正當性並非來自穩定治理或制度績效，而是來自持續動員、持續對立，以及不斷塑造敵我邊界。
歷史經驗顯示，革命成功後，治理需求必然要求秩序、妥協與制度化；但革命動員的語言，卻必須維持高度對抗，否則便失去動員能量。這種結構性張力，使得部分政治行動長期停留在「非常狀態」，而非回歸正常的政策競爭。
這類動員模式的關鍵，並不在於具體政策立場，而在於對社會結構的運用。其前提假設，是社會中永遠存在一個可被簡化語言與情緒動員的多數。這個群體不必然是經濟弱勢，而往往是對制度運作、法政複雜性理解有限，卻高度依賴情緒性敘事的社會成員。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樣的條件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因資訊環境的改變而被放大。社群媒體的即時傳播與同溫層效應，使政治論述更容易走向二分法與道德化，專業討論與制度信任逐步被侵蝕。政治競爭於是從政策比較，轉為不斷製造危機感的動員循環。
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看，這並非單純的政治風格差異，而是一種實質風險。當內部政治長期處於高度對立與動員狀態，國家決策的一致性、可預測性與制度穩定性都會下降，進而為外部勢力的認知操作、資訊放大或敘事滲透創造空間。
關鍵問題因此不在於「誰支持誰」，而在於這類政治模式是否客觀上削弱了民主體制的防禦能力。任何持續否定制度正當性、貶抑專業官僚、將治理描繪為全面對立的政治語言，都可能被外部行為者加以利用，無論其初衷為何。
面對這樣的結構性挑戰，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情緒性對抗，而是制度層次的回應。首先，應強化預算、國防與重大公共政策的程序正當性，確保關鍵決策不因政治動員而長期停滯。其次，提升國會與行政體系中專業審議的可見度，讓公共討論回到事實、制度與責任，而非標籤與情緒。
同時，政府與社會也必須正視資訊環境的治理，透過媒體素養、透明溝通與跨部門協作，降低極端敘事對公共判斷的影響。民主制度的韌性，來自能否在衝突中維持規則、在競爭中守住底線。
民主不是靠不斷動員維持，而是靠制度運作與社會信任支撐。能否看清動員政治的結構風險，並及時作出制度回應，將是台灣民主與安全能否長期穩定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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