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調查記者日野行介在新書《原發避難計畫的虛構》中指出，日本政府所謂「保護國民生命的避難計畫」，實質上是一份設計用以抑制居民疏散的制度性文件。這份計畫並非以拯救生命為核心，而是保障核電運轉與重啟的合法性，其核心目的偏向行政文書化操作，而非實質防災。
透過情報公開請求，日野取得茨城縣政府800頁內部資料，揭示地方與中央官員的討論重點並非安全撤離，而是如何控制資訊、限制公佈範圍、並強化行政既定方案的順從性。巴士調度、碘片發放、輻射檢查等操作細節都以行政便捷為優先，避難地點甚至套用其他縣文件模板改名。中央更要求文件閱後銷毀，突顯避難計畫並非地方自主制定，而是行政主導的制度性操控。
實務操作上，「避難用巴士」計畫無法執行。地方與巴士協會協議規定駕駛員輻射暴露上限為1毫西弗，但官方避難區輻射標準高達每小時500微西弗，兩小時就會超標。日野詢問地方官員時得到坦承：「這僅為形式。」顯示原發避難計畫實質上是一場行政設計的形式化劇場，安全保障嚴重不足。
後來政府修正指引，允許巴士公司提高輻射暴露上限，但未要求重簽協議，也未公告執行。形式上的指引更新掩蓋了制度缺口，在實際事故中，避難系統仍可能無法運作，居民依然缺乏安全保障。
台灣亦面臨類似挑戰。核一、核二、核三及核四封存後的避難計畫，多為紙上方案。新北市與屏東縣曾公開質疑疏散模擬可行性，中央僅以「審查程序尚可」回應。核災防護被形式化為表格演練，而非建立可操作的社會動員與治理機制。
福島事故教訓明確：防止輻射曝露最有效方式，是不讓核電廠重啟再運轉。然而，日本選擇遺忘，台灣若重複同樣制度設計漏洞，也將面臨同樣風險。核能防災不能建立在幻覺上，政治妥協不可取代真實風險評估。真正安全，需勇於在災難前說出制度限制與真相，承擔治理責任。
日本避難計畫揭示的不只是行政欺瞞，更是以國策之名，卻罔顧人民性命於風險之中的制度性問題。台灣若不正視核安體制的缺口、正視「避難不可能」的現實，未來的核災危機極可能重演福島悲劇。制度透明與問責，是核能安全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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