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將至，央視春晚再次進入一年一度的政治與文化動員時刻。對中共而言，春晚從來不只是娛樂節目，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國家敘事工程。它負責傳遞樂觀、穩定與集體認同，讓官方版本的現實在除夕夜被重新確認。
然而，就在這樣的敏感時點，曾被稱為「中國第一網紅」的Papi醬推出新作《想像中的春晚導演組》，以戲謔方式模擬春晚製作邏輯，諷刺過度正能量與制式化表演。結果毫不意外，影片上線不到四十八小時即遭全網下架。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影片內容有多尖銳，而是體制對笑聲的反應有多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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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醬並沒有直接批評政策，也沒有指涉政治人物，她諷刺的，是宣傳如何被製造。當創作開始嘲笑「如何讓一切看起來更正面」、「如何避免真實情緒出現」時，笑話的對象便不再是生活瑣事，而是敘事本身。對一個高度依賴敘事控制的體制而言，批評或許仍可被框限，但一旦觀眾開始意識到宣傳的運作方式，宣傳便失去最重要的功能——讓人相信這一切是自然發生的。
笑聲越界 共鳴才是問題
春晚之所以敏感，並非因為它的藝術價值，而是因為它的政治功能。它的存在目的，不是呈現社會的真實樣貌，而是告訴社會應該呈現什麼樣貌。歌舞與小品的背後，是一套穩定情緒與塑造共識的機制。因此，當觀眾笑的不再是節目本身，而是節目背後的邏輯時，等於是在提醒所有人：這是一場被設計的表演。對於強調權威與一致性的政治體系而言，這種認知本身就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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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解釋了為何影片必須迅速消失。在中國的審查邏輯中，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批評，而是共鳴。單一聲音可以被忽略，但當大量觀眾同時理解笑點，代表官方敘事與真實生活之間的落差已成為集體經驗。當人們開始以幽默方式談論這種落差，權威就不再是不可質疑的存在，而變成可以被討論、甚至被調侃的對象。
紅線的存在 太好笑也不行
過去十年間，中國官方一度鼓勵網路創作與短影音文化，希望藉由年輕語言拉近與社會的距離。「正能量」成為創作指導原則，幽默被允許存在，只要它最終仍服務於官方敘事。然而，這種開放始終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可以娛樂權力，卻不能解構權力；可以嘲笑生活，卻不能嘲笑敘事本身。Papi醬這次踩到的，正是這條隱形紅線。
問題在於，網路文化的本質恰恰相反。真正能引發共鳴的幽默，往往來自對日常荒謬的觀察，而當現實與宣傳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幽默自然會指向制度本身。於是，一個弔詭的局面出現：體制需要流量與創意維持文化活力，但越成功的創作者，越容易觸及不可觸碰的邊界。當創作的成功本身成為風險，收縮便成為唯一選項。
這並非孤立事件。近年來，從脫口秀演員遭封殺，到影視作品被臨時下架，再到網路創作者集體降溫，中國文化空間的邊界正持續後退。原因並不複雜。在經濟成長放緩與社會壓力升高的情況下，維持敘事穩定逐漸成為治理的一部分。當現實無法完全符合宣傳時，控制討論方式便成為替代方案。笑聲因此不再只是娛樂，而可能被視為削弱權威的訊號。
當笑聲被管理成為日常
從外部觀察，Papi醬事件真正揭示的，是中國宣傳體系的深層焦慮。一個自信的體制可以容納諷刺，因為它相信權威不會因笑話而動搖；但當幽默被視為必須立即消除的風險時，反而說明敘事本身已經變得脆弱。當笑聲需要被管理，代表問題早已不在創作者，而在於體制對現實的不安全感。
馬年春晚最終仍會如期登場，舞台依舊華麗，氣氛依舊熱鬧，熟悉的語言與節奏也不會改變。但Papi醬這支短暫存在又迅速消失的影片，留下的反而是一個更難忽視的問題：當一個社會連「想像中的春晚導演組」都無法被想像時，真正被限制的，或許不只是創作自由，而是人們對現實進行輕鬆討論的能力。
眾所周知，在高度控制的敘事體系裡，批評尚可被壓制，沉默可以被維持，但笑聲往往最難管理。因為一旦人們開始笑，意味著他們已暫時走出了權力所設定的語境。而當一個體制開始害怕笑聲時，真正動搖的，往往不是權威本身，而是人們對權威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