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大圍城》的銀幕禁令到「輝煌快餐店」外牆的一頂黃色工地帽，香港這座曾經的「東方之珠」，正以一種令人窒息的速度在文化地圖上褪色。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創作環境已從高度自由跌入「凡事皆敏感」的深淵。對於同樣享有創作自由、視多元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台灣讀者而言，這不僅是鄰近城市的變遷，更是一面照見自由何其脆弱的警世之鏡。
在影視領域，審查制度已成為創作者不可逾越的高牆。《理大圍城》、《少年》等紀錄時代縮影的作品，即便只是真實記錄，也因觸碰政治紅線而被拒於戲院門外。這種「軟禁」不僅限於政治議題，甚至連文學創作與街頭藝術也難逃毒手。當港府要求下架與政治無關的書籍、撤下涉及語言變遷的小說時，這種「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審查邏輯，正無聲地摧毀創作者的靈魂。創作者被迫在下筆前進行自我審查，思考的不再是藝術的厚度，而是法律的邊界。
更荒謬的現象發生在城市角落。中上環快餐店牆上，一幅畫著工人戴黃帽的塗鴉被視為政治暗示而遭清除；悼念歷史傷痕的「國殤之柱」被查扣；甚至連傳唱國際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也面臨法治禁令。這些事件交織出一幅灰暗的圖景：一個原本生機蓬勃的創意城市，正被修剪成枯燥、劃一的政治盆景。當公權力介入到一首歌、一幅畫甚至一頂帽子的顏色時，這代表社會的容錯空間已趨近於零。
對於台灣而言，香港的現況是深刻的體悟。創作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呼吸，一旦失去，隨之而來的是思想的貧瘠與真相的消亡。香港創作者的掙扎，提醒著我們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時刻守護。看著香港從曾經的文化輸出重鎮，轉變為如今必須小心翼翼「避險」的審核之城，我們除了對港人的處境感同身受，更應堅守台灣這塊亞太地區少有的自由土壤，不讓創作的火種因恐懼而熄滅。香港的悲歌尚未唱完，而我們正站在自由的這一端，見證著一個時代最沉重的文化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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