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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曾經風光入選《財富》中國500強的房地產巨頭，到如今陷入虧損240億人民幣並面臨退市危機，華夏幸福的墜落，不只是單一企業的經營失敗，更是中國房地產神話徹底崩潰的縮影，這家公司的慘狀不僅僅是財報上的數字，更是一個關於政策反覆與系統性風險的深刻警示。 根據華夏幸福最新的盈虧預告，2025年的虧損數額持續擴大，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表現依然慘不忍睹。儘管公司管理層將原因歸咎於房地產項目結轉收入下降，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真正壓垮這頭大象的，是中共政府近年來對房地產市場的暴力調控。從「三道紅線」的強力擠壓，到後來缺乏章法的政策補救，這種「先打斷腿、再給拐杖」的治理模式，讓像華夏幸福這樣曾經的產業佼佼者，如今每股股價竟淪落到僅剩2元出頭，投資人的血汗錢在政策反覆中化為烏有。 這對台灣投資者與企業主來說，是一個必須正視的訊號。華夏幸福的處境反映出大陸市場環境的高度不穩定，當政治意志凌駕於經濟規律之上時，任何體質健全的公司都難以倖免。過去許多人認為大陸市場大、機會多，但在缺乏法治保障與政策透明度的環境下，昨天的優等生可能明天就變成被清算的對象。企業經營者連最基本的市場預期都無法掌控，遑論長遠的研發與創業。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種衰敗正在形成連鎖反應。房地產曾是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如今卻成了最大的隱患。當企業面臨退市、市值蒸發，影響所及不只是失業與稅收，更是市場信心的全面瓦解。台灣讀者在看這類新聞時，不應只視為對岸的熱鬧，更應看清其背後的結構性困境：一個政策反覆無常、將企業視為政治調控工具的環境，終究會讓投資者望而卻步。華夏幸福的警鐘，響亮的提醒著我們，在追求對岸紅利的背後，隱藏著難以估算的「政治地雷」。

從2026年1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中紀委五次全會來看，北京權力核心的氣氛顯然已與往年大相徑庭。這場充滿「缺席」與「縮水」的會議，不僅揭示了中共內部權鬥的慘烈，更釋放出習近平權力可能正在發生結構性鬆動的強烈訊號。 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軍方高層的大規模「被消失」。在133名中紀委委員中，竟有13人缺席，其中高達10名是軍方將領，包括陳國強、冷少傑等8位中將與2位少將。這種高達45%的軍方委員缺席率，在中共政治史上極為罕見。這些將領多與前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有深厚淵源，而苗華曾被視為習近平在軍中的重要親信。如今這批軍隊政工體系的幹部集體缺席，無疑說明了習近平過去賴以穩固政權的「槍桿子」正在經歷一場深層次的震盪與清洗。 更耐人尋味的是習近平本人的發言變化。對比2024年與2025年的會議，習近平這次的講話字數大幅縮水，從過去兩千餘字的長篇大論，減至僅剩千餘字的例行公事。更關鍵的是，講話中不再提及具體的反腐目標與實踐要求。過去，「反腐」是習近平清除異己、掌握權柄的利器，如今在如此關鍵的場合卻顯得語焉不詳，這讓外界普遍猜測，習近平是否在失去軍權與人事權後，連原本掌握的紀檢大權也正被集體領導制所稀釋。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北京政局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兩岸關係的走向。當習近平的反腐大旗舞不動，軍隊內部又出現如此大規模的人事缺口時，往往意味著內部壓力已達臨界點。權力的不確定性雖然可能暫緩對外的冒進，但更可能帶來決策層的混亂。我們在觀察對岸局勢時，不應只看官媒歌功頌德的表象，更應從這些「缺席的名單」與「縮水的講話」中，洞察威權體制在權力過度集中後，因內部互信崩潰而引發的結構性衰敗。

2026年香港校園的現狀，無疑是一場令人屏息的集體噤聲。隨著教育局要求每所學校每年必須提交「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安教育相關措施」的報告，香港的校園已不再是探求真理的象牙塔，而是一座座必須向權力繳交成績單的政治加工廠。 最讓人感到荒謬的，是政治宣傳對學術專業的暴力滲透。當數學課的題目不再是計算速度與面積，而是被硬生生地塞入「解放軍駐港部隊大廈」作為範例時，這已經超越了教育的範疇，而是一種全方位的意識形態強迫。數學原本是理性的、中立的邏輯訓練，如今卻成了宣揚軍事力量的載體。這種做法與其說是教導，不如說是灌輸，試圖在孩子最基礎的邏輯建立時期，就植入對特定政治力量的絕對服從。 香港校園內的監控網正在全面收緊。學校加裝的監視器不僅是為了安全，更是為了對言行進行無形的審查。圖書館裡那些曾經啟迪思想的書籍，正因為觸碰到所謂的「國家安全」紅線而被悄然下架。當一個社會開始恐懼書架上的文字，開始監視教室裡的耳語，這個社會的創造力與生命力便已開始萎縮。這對習慣於自由討論、自主選書的台灣學生與家長來說，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倒退。 這種「國安教育」的本質，是為了徹底抹除下一代的獨立思考能力。當教育體制被工具化，其目的就不再是培養健全的公民，而是製造出一批批只會服從指令、不敢質疑威權的機器。教育的真諦應是給予孩子翅膀，讓他們在知識的海洋中自由翱翔，但現在香港的教育卻是在孩子們的腦海中築起高牆。 從台灣的視角看香港，我們感到的不僅是心寒，更是深刻的警醒。自由的空氣一如氧氣，身處其中時往往不覺珍貴，一旦被抽離，窒息感便隨之而來。當教育變成了政治洗腦的工具，孩子們失去的不僅是自由思考的權利，更是整個城市的未來。看著這顆東方之珠的教育光芒逐漸黯淡，我們更應珍惜並守護手中這份無需恐懼、能夠自由思考的純粹校園環境。

近期中共政壇再次掀起「打虎」浪潮，前水利部副部長田學斌與武漢前市長周先旺相繼落馬，引發外界高度關注。然而，對於長期觀察兩岸局勢的台灣讀者而言，這類新聞雖顯得熱鬧，背後卻折射出一種令人心驚的體制性崩壞與權力運作的弔詭邏輯。 田學斌曾任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秘書，這層特殊的「政治光環」曾讓他官運亨通，如今因涉嫌貪腐被查，更像是一場政治派系清算或內部權力重新洗牌的縮影。在中共的官場文化中，官員的升遷往往不取決於治理能力，而是在於其所屬的「派系」與「人脈」。這種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體制，注定了權力缺乏有效的橫向監督。當權力集中在少數「大秘書」或「核心人物」手中時，貪腐便成為了權力運作的潤滑劑，而非意外。 更令公眾感到憤怒的，莫過於周先旺的案件。作為武漢肺炎爆發初期的武漢市長，周先旺當年的應對失當、隱瞞疫情，曾讓全球付出慘痛代價。如今他因收受財物、權色交易被「雙開」，這場「遲到的正義」不僅未能撫平災難帶來的創傷，反而更顯得諷刺。這說明了在中共體制下，官員對上級負責遠比對百姓負責更重要。疫情期間，官員忙著自保與搞權色交易，而百姓卻在封城中面對生死存亡。這種「政治優先、民生靠後」的治理邏輯，正是造成災難蔓延的根本原因。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我們習慣了透明的政黨競爭與媒體監督，雖然民主體制也有貪腐問題，但至少有法治與輿論能及時遏止。但在北京的統治下，反貪腐運動往往被當成鞏固領導核心、剷除異己的工具。每隔一段時間抓出一隻「首虎」，在媒體上大肆宣揚，試圖以此修補政府的公信力，但體制本身的漏洞卻從未被填補。 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處理方式，反映出北京政權在面對內部腐敗時的無力與短視。官員們在位時肆無忌憚地揮霍公權力，落馬後則成為體制展示「正義」的犧牲品。對於中國老百姓而言，這種循環往復的官場大戲，最終並未帶來實質的生活改善，反而讓人對政府的誠信徹底絕望。一個無法從制度上根除腐敗、只會靠事後查處來維持秩序的政權，其統治的穩定性無疑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近期國際局勢最震撼的消息，莫過於委內瑞拉強人馬杜洛被美軍逮捕，這場地緣政治的地震，震垮的不只是加拉巴哥群島外的獨裁堡壘，更直接擊碎了北京「一帶一路」在中南美洲的戰略美夢。作為馬杜洛長期的「金主」與「戰友」，中共政府此刻正陷入前所未有的被動與難堪。長期以來，中國以「石油換貸款」模式向委國傾注數百億美元，如今馬杜洛倒台，這筆超過200億美元的未償債務極可能化為烏有。北京當初盲目押寶獨裁政權，卻對政權更迭與能源風險毫無應變準備，這種短視近利的「大撒幣」外交，再次證明其戰略思維的空洞。 諷刺的是，這種國際政治上的「無力感」，回到中國國內卻轉化成極致的「權力控管」。馬杜洛被抓後，中國網民因借梁靜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諷刺習近平，竟導致該曲遭到禁播；甚至連地圖應用程式都無法搜尋「中南海」。這種荒謬的審查，反映出北京當權者深層的恐懼與「玻璃心」。一個自詡大國崛起的政權，竟然畏懼一首情歌與一個地標。當權力的維繫只能依靠不斷擴大的「禁詞」與「黑名單」，這本身就是政權不穩定的強烈訊號。 更令人窒息的是北京對技術管控的走火入魔。近期北京輔警在街頭隨機攔查，僅憑身分證就能查出市民是否持有無人機，並威脅禁飛。這種以「安全」為名的精準監控，背後並非防範空中意外，而是對政治挑戰的極度焦慮。當一線城市的核心區域都被列為管制區，這不僅是空域的封鎖，更是對人民權利與心理空間的全面禁錮。北京的處事邏輯，反映出其將「政權安全」置於所有安全之上，為了萬無一失的統治，不惜犧牲國家長遠的發展與社會的彈性。 身在台灣，我們看著這一切，更應看清中共體制的脆弱本質。對外，它是缺乏風險評估、只會金援獨裁者的偽強者；對內，它是依賴數位技術進行全方位打壓的驚弓之鳥。這種「把政治安全凌駕一切」的運作模式，最終只會導致決策的僵化與民心的背離。一個無法容下一首歌、一台無人機的政權，縱有再強大的武力，其內在的恐懼已昭然若揭。

近日中國官方媒體《中國組織人事報》披露，山東、湖北、新疆等地的公務員招考審查已進一步升級。現在報考公職不僅要看學歷與經歷，連考生過去在社交平台上的發言、點讚、甚至是評論，都成了政治審查的重點。這種將「網路足跡」納入政治忠誠度考核的做法，無疑宣告了數位威權時代下的「新白色恐怖」已經全面滲透進私人生活的每個角落。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人在踏入職場前，必須先進行「自我言論清算」。湖北等地要求考生自查網路行為，強調必須傳播「正能量」且不得觸碰「紅線」，這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思想的閹割。當一個人的社會參與、政治傾向甚至對生活的感悟，都必須符合政府設定的單一標準時，這不只是對言論自由的剝奪，更是對人格尊嚴的踐踏。在這樣的體制下，國家招攬的不再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僕，而是唯唯諾諾、只求政治正確的傳聲筒。 這種無所不在的監控，不僅反映出中國政府對民意的深層恐懼，也與台灣所堅持的民主價值形成強烈對比。在台灣，報考公職是基於專業能力的競爭，政府無權、也無理由審查國民在私人空間的言論。我們深知，多元的聲音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當中國將私人社交生活納入政府監視範圍，這不僅僅是中國考生的悲哀，更是對全球數位民主發展的一大警示。當技術被用來作為思想箝制的工具，每組帳號、每個點讚都可能成為入罪或淘汰的證據。 現在的中國，連求職的一席之地都必須以繳械思想作為代價。這種「連說話都要看劇本」的生存模式，面對對岸日益嚴峻的言論緊箍咒，我們除了感到唏噓，更應警惕數位監控對民主社會的潛在威脅。畢竟，一個要求人民「自查言論」的政權，其權力基座必是建立在對真實民意的徹底抹除之上。這場數位時代的文字獄，再次提醒了兩岸之間最遙遠的距離，並非地理上的海峽，而是對自由與人權的根本理解。

從河南少林寺住持釋永信遭調查的傳聞，到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大談「佛教中國化」，這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管理問題，而是中共政權試圖將所有心靈信仰、文化認同徹底轉化為國家統治工具的全面入侵。當宗教不再是信徒追求內心平靜的港灣，而必須「聽黨話，跟黨走」時，這種被高度政治化的信仰，早已失去了宗教最核心的尊嚴。 王滬寧強調的「佛教中國化」，本質上就是「佛教中共化」。這種做法試圖將僧侶與信徒的精神世界強行納入政權的框架中，讓佛堂變成宣導政策的課堂。在台灣，我們習慣了多元宗教並存，不論是佛教、道教、基督教還是各種民間信仰，皆享有免於政府干預的自由，這是民主社會對人格與心靈尊嚴的基本尊重。然而，在對岸的邏輯裡，政權的穩定高於一切，甚至連民眾對超越物質世界的信仰，都必須服從於共產黨的最高權益。 更令人心碎的是新疆的文化與宗教滅絕。當聽維吾爾語音樂、下載或分享母語歌曲都可能成為被拘留的理由時，這已經是對一個民族靈魂的集體處決。中共要求維吾爾人將傳承千年的穆斯林問候語，改為滑稽且充滿諷刺的「願共產黨保佑你」，這種強迫性的思想改造，顯示出威權體制對任何「非我族類」或「無法掌控」之價值的極度恐懼。 單一化、高度控制的社會模式，讓曾經多元豐富的文化景觀變得死氣沉沉。每個民族、每個信仰者都有權利保護自己的傳統與靈魂，但在當前的中國，這種基本權利正被暴力的行政手段剝奪。我們在關注這些事件時，不應只將其視為他人的苦難，而應更深刻地體認到：自由與多元絕非理所當然。當一個政府試圖定義你的信仰、規範你的問候語、甚至審查你的音樂喜好時，那樣的社會將失去所有創造力與生命力。守護信仰自由，其實就是在守護人類最後一塊不容侵犯的私人領地。

2026年伊始，國際政壇投下了一枚震撼彈。美軍於1月3日突襲委內瑞拉，成功逮捕長期實施獨裁統治的馬杜羅夫婦並遣送美國。這場原本屬於中南美洲的政權更迭，卻出人意料地在中國網路社群掀起了巨大的輿論海嘯。許多中國網民不顧嚴厲的言論審查，紛紛留言戲謔甚至慶祝，甚至有人直白地寫下針對其領導人的激進標語。這種看似他國事務、實則自抒胸臆的集體狂歡，深刻揭示了中國內部對現狀的強烈不滿與壓抑已久的憤怒。 這幅景象既諷刺又令人深思。馬杜羅政權的倒台，在中國民眾眼中儼然成了一種「正義審判」的投射。從過去的「白紙革命」到零星散發的「廁所革命」，反抗情緒早已不再侷限於集體集會，而是化作日常生活中無孔不入的消極抵抗與對權威的嘲弄。當中國網民借委內瑞拉事件之名，行批評自家政府之實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威權體制徹底失去信任的社會，正透過鍵盤釋放焦慮。 更引人注目的是，連長期鼓吹對台武統的激進學者李毅，也在這波浪潮中出現了極其反常的激烈反應。他公開批評中國媒體過去對委內瑞拉軍事實力的誇大宣傳，甚至自打巴掌似地質疑政府對台政策的軟弱與停滯。李毅的崩潰，象徵著中國內部「鷹派」敘事的內鬥與幻滅。當這些曾經相信強權力量的鼓吹者，發現自己所信仰的宣傳與現實國力存在巨大落差時，那種無力感與對政府「無能」的失望，反而比一般民眾的抱怨更加刺眼。 這場發生在2026年初的輿論風暴，是中國內部深刻危機的縮影。無論是經濟困局導致的民怨，還是虛假宣傳被現實戳破後的反彈，都顯示出中共政權在應對內部不滿時的捉襟見肘。對於台灣而言，我們不應僅將此視為對岸的鬧劇。這些數據與情緒背後，反映出一個高度集權的政府在面對突發國際事件時，其內部統治基礎的脆弱性。當宣傳機關編織的強大幻象在民眾面前崩塌，那種深層的失望與反抗意志，正是兩岸局勢中最不可忽視的變數

2025年歲末，當中國政府再次宣布對台進行大規模軍演，試圖以武力恫嚇台灣社會時，中國網路社群卻出現了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景象。許多網友在封閉的言論環境中，竟紛紛留言表示願意「自願前往台灣做人質」。這看似幽默的黑色笑話，背後隱藏的卻是極其沉重的社會集體焦慮。對許多身處困局的中國年輕人而言，那句看似戲謔的「做人質」，其實是他們對另一種生活方式、另一種自由空氣最無奈的嚮往。 這股民意背後的結構性悲劇，源於中國內部日益崩潰的經濟現實。當前的中國社會，生活壓力已讓年輕一代瀕臨極限。嚴重失業潮、持續低迷的經濟增長，以及高達GDP三倍以上的整體債務，構築成了一道難以跨越的高牆。家庭與企業在沈重的債務負擔下動彈不得，消費力萎縮、生活保障缺失，讓原本被視為國家未來的年輕人，淪為看不到天光的「人礦」。這種被逼到牆角的生存窒息感，正是讓他們對台灣產生某種「幻想式連結」的根本原因。 這種從希望到絕望的幻滅，在被譽為「千年大計」的雄安新區上展現得淋漓盡致。這座政府投入巨資、宣稱要打造世界級「智慧城市」的項目，到了2025年卻依然像是一座冰冷的硬體標本。缺乏真實的人群互動、沒有自發性的社交生活，甚至被諷刺為一場昂貴的「空城計」。雄安的荒涼，象徵著威權政府試圖透過頂層設計來定義「現代化」的徹底失敗。一個城市如果沒有人的尊嚴與自由作為靈魂，再先進的建設也只是水泥堆砌的空殼。 從軍演中的「自願人質」冷笑話，到深陷泥淖的經濟債務，再到那座空洞的雄安新城，所有的線索都指向同一個根源：當一個政權將權力凌駕於民生、將口號置於真實生活之上時，它與人民的距離便已漸行漸遠。在看著對岸軍機頻繁擾台的同時，更應洞察到，這些耀武揚威的背後，是一個正被內部矛盾啃噬的虛弱體制。對岸人民對台灣生活方式的嚮往，是對威權統治最安靜也最沉痛的抗議。我們擁有的自由，不僅是我們守護的財產，更是照亮那片壓抑土地最微弱也最堅定的一道光。

從《理大圍城》的銀幕禁令到「輝煌快餐店」外牆的一頂黃色工地帽，香港這座曾經的「東方之珠」，正以一種令人窒息的速度在文化地圖上褪色。自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創作環境已從高度自由跌入「凡事皆敏感」的深淵。對於同樣享有創作自由、視多元文化為核心價值的台灣讀者而言，這不僅是鄰近城市的變遷，更是一面照見自由何其脆弱的警世之鏡。 在影視領域，審查制度已成為創作者不可逾越的高牆。《理大圍城》、《少年》等紀錄時代縮影的作品，即便只是真實記錄，也因觸碰政治紅線而被拒於戲院門外。這種「軟禁」不僅限於政治議題，甚至連文學創作與街頭藝術也難逃毒手。當港府要求下架與政治無關的書籍、撤下涉及語言變遷的小說時，這種「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審查邏輯，正無聲地摧毀創作者的靈魂。創作者被迫在下筆前進行自我審查，思考的不再是藝術的厚度，而是法律的邊界。 更荒謬的現象發生在城市角落。中上環快餐店牆上，一幅畫著工人戴黃帽的塗鴉被視為政治暗示而遭清除；悼念歷史傷痕的「國殤之柱」被查扣；甚至連傳唱國際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也面臨法治禁令。這些事件交織出一幅灰暗的圖景：一個原本生機蓬勃的創意城市，正被修剪成枯燥、劃一的政治盆景。當公權力介入到一首歌、一幅畫甚至一頂帽子的顏色時，這代表社會的容錯空間已趨近於零。 對於台灣而言，香港的現況是深刻的體悟。創作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呼吸，一旦失去，隨之而來的是思想的貧瘠與真相的消亡。香港創作者的掙扎，提醒著我們自由並非理所當然，而是需要時刻守護。看著香港從曾經的文化輸出重鎮，轉變為如今必須小心翼翼「避險」的審核之城，我們除了對港人的處境感同身受，更應堅守台灣這塊亞太地區少有的自由土壤，不讓創作的火種因恐懼而熄滅。香港的悲歌尚未唱完，而我們正站在自由的這一端，見證著一個時代最沉重的文化縮影。

當台北與上海的「雙城論壇」才剛在兩岸交流的餘溫中落幕，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隨即發動名為「正義使命-2025」的環台軍事演習。這場演習不僅是一次單純的軍事行動，更像是一記清脆的耳光，打在那些對「兩岸一家親」仍抱持和平幻想的社會大眾臉上。對於台灣而言，這種「一手握手、一手動武」的兩面手法，再次赤裸裸地揭示了中共政權對台策略的本質：交流只是統戰的手段，而威逼才是其最終的目的。 總統府發言人郭雅慧的強烈譴責，不僅代表了政府的立場，更反映出國際社會對台海情勢的集體憂慮。中國挑釁行為不僅僅是針對台灣，更是對印太地區和平穩定共識的公然挑釁。當國際法與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被中國視為無物時，台灣身處民主防線的最前緣，正承載著極其沉重的安全壓力。雙城論壇原本應是城市間針對民生、文化進行實務交流的平台，但中共卻選擇在論壇結束後立即啟動軍演，這種刻意營造的落差，其意圖不言而喻：它是要告訴台灣人，無論民間如何釋出善意，只要不符合其政治紅線，武力恫嚇隨時會如影隨形。 這種「以武促統」的模式在2025年的今日已演變得更加公式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所謂的「和平交流」若缺乏堅實的國防實力作為後盾，終將淪為對方予取予求的籌碼。正如國安單位所強調的，國軍已全面掌握情勢，但整體的社會韌性與心理防線同樣關鍵。中國試圖透過頻繁的軍事威脅，讓台灣社會產生疲勞感，進而對其武力紅線產生麻木，這正是我們最需要警覺的心理陷阱。 維護台海和平不只是台灣的責任，更是區域各方的共同課題。當中國成為區域和平的「麻煩製造者」時，台灣更應堅定與民主盟友合作，強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雙城論壇的落幕與軍演的開始，這鮮明的對比給了台灣社會一個冷靜思考的機會：當對岸的飛彈依然對準我們時，任何不對等的交流都可能只是包著糖衣的毒藥。唯有厚植國防實力與強化全民共識，才能在動盪的印太局勢中，真正守護住屬於我們的民主與和平。

解放軍東部戰區日前宣布展開「正義使命－2025」圍台軍演，並預告將進行實彈射擊。這類軍事行動再次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強烈質疑。雖然中國國防部聲稱這是對「台獨」的警告，但身為一名生活在台灣、渴望兩岸和平穩定的普通人，看到的卻是軍演正一點一滴地推開兩岸交流的契機。這種強硬的威嚇手段，不僅無法達成解決問題的預期效果，反而正讓台灣民眾更加堅定保護現有民主與主權的決心。每當海面上再度響起炮聲，對岸政府似乎忽略了真正能促成和平的途徑。頻繁的軍事威脅與挑釁，不僅加劇了台海局勢的緊張，更在兩岸人民之間築起了一道厚實的圍牆。這些動作讓台灣民眾感到警惕，甚至讓原先對兩岸交流抱持開放態度的人，也因為感到受威脅而選擇疏遠。這種以「武力捍衛統一」的邏輯，在現代文明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更在國際社會中塑造了強權侵略者的負面形象，讓兩岸關係離所謂的「心靈契合」愈來愈遠。令人遺憾的是，北京當局始終將台灣問題視為政治與軍事的角力籌碼，卻忘了台灣這片土地上是有血有肉、有著自主意志的人民。真正的穩定與和平，絕對不是建立在武力威脅之上，而是源於相互的理解、對話與尊重。當軍演成為常態，換來的不是屈服，而是台灣社會對自身生存安全更深層的憂慮與防衛意志。如果中國政府真心希望解決問題，應該思考如何與台灣人民建立真實的信任與連結，而非一味採取軍事施壓，將兩岸關係推向更不穩定的極端。每一次的演習都在提醒我們，和平的價值無可取代。我們不應讓冰冷的軍事手段取代理性對話，更不該讓強硬的立場阻斷了未來發展的可能。作為關心兩岸局勢的讀者，我期待兩岸能以更冷靜、建設性的方式來處理分歧。唯有放下武力威脅，通過和平與平等的手段，才能真正實現長期的穩定與繁榮，避免讓兩岸走向不可挽回的衝突深淵。

隨著全球政治局勢變遷，台灣民眾無論是經商、求學或旅遊，足跡遍布全球。然而，近日國安局長蔡明彥在立法院的報告，揭露了一個令人心驚的事實：中共正有計畫地在特定國家的駐外館處，部署具有國台辦背景的人員，其目標直指台灣海外僑民與台商。這種將「長臂管轄」觸角伸向民主國家的行為，不僅是對國際法治的挑釁，更是對台灣人身安全與言論自由的嚴重威脅。 根據國安局掌握的情資，中共在特定國家使領館部署2至4名涉台人員，其職能已超越正常的僑務工作，轉而帶有監控、威脅與脅迫的色彩。這種做法意在形塑一種「老大哥在看著你」的恐懼感，讓身處海外的台商與台僑在行使民主權利或表達政治意見時，面臨無形的壓力。特別是當這些人員試圖透過在地管道進行「跨境鎮壓」時，原本應是保障安全的海外場域，竟成了中共打壓異議的延伸戰場。 雖然蔡局長強調，多數民主法治國家不會容忍中共人員對台灣民眾進行威脅，且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對紅色通緝令已有審查機制，防止其被濫用於政治迫害，但我們仍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在一些法治程度尚待完善、或與中共關係緊密的東南亞國家，發生跨境綁架或配合鎮壓的風險確實存在。這對於經常往返東協國家的台商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安全隱患。 我們必須體認到，國家的主權與個人自由是相輔相成的。當中共試圖在海外建立針對台灣人的監控網時，我們除了仰賴國安局與外交部的國際合作與警示外，更應提高自我防護意識。政府應更積極地與民主盟友交換情資，確保台灣人在國際社會行走時，不再受紅色陰影的威脅。

曾幾何時，香港是亞洲最璀璨的法治明珠，然而隨著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近日遭《國安法》定罪，可能面臨終身監禁的判決，這顆明珠已徹底蒙塵。現年78歲的黎智英，身為一名媒體企業家與民主倡議者，他所經歷的審判不僅是對其個人的不公，更是對香港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公開處決。這場被國際法律界稱為「法律體系污點」的審判，正向全世界宣告：在威權的意志下，法治早已淪為打壓異議的工具。 黎智英案的指標性意義在於，他並非因為犯罪而入獄，而是因為「說真話」與「堅持民主立場」而獲罪。身為《蘋果日報》的出版人，他選擇在風雨飄搖之際留在香港，與民主價值共存亡。德國外交部對此表達了深切關切，直指這是香港權利倒退的鐵證。當一名近八旬的老人在不透明的司法程序中面臨餘生身陷囹圄的風險，這不僅是人權悲劇，更是對人類文明底線的公然踐踏。 我們看著這一切發生，心中除了憤慨，更多的是一種唇亡齒寒的警覺。台灣與香港同樣身處民主對抗威權的前線，黎智英與無數香港民主人士的遭遇，正是威權主義擴張下的受害者。香港的經驗告訴我們，自由與法治並非理所當然，一旦失去監督與抗衡的力量，法律可以輕易被扭曲成禁錮思想的枷鎖。 我們呼籲國際社會持續對中共當局施壓，要求立即釋放黎智英及所有政治犯。這不只是為了保障一名英國公民或媒體人的權利，更是為了捍衛普世的民主價值。當代國際秩序不應容許一個大國以「國家安全」為名，隨意剝奪公民的基本人權。 黎智英的案件是一面鏡子，映照出威權政權的脆弱與恐懼。台灣作為民主陣營的一員，我們更有責任發聲，讓這些為自由受難的人不被遺忘。唯有守住真相，持續關注香港的法治倒退，我們才能在威權的陰影下，守護住屬於台灣、也屬於全人類的自由燈火。

海南省委原書記羅保銘受賄超過1.13億元，近日一審判決結果出爐，羅保銘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這起案件再次揭示了中國高層官員的腐敗問題，並讓人不禁反思中國的反貪運動是否真的能根治深層的制度性腐敗。羅保銘作為中國共產黨高層的一員，居然能夠在任內收受如此龐大的賄賂，這不僅是個人的道德墮落，更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一個縮影。羅保銘的案件雖然引起了廣泛關注，但這樣的情況並非孤例。在中國，貪污腐敗在各級官員中普遍存在，從地方到中央，層層腐化，與政府所謂的「反貪」運動形成了極大的反差。雖然中國政府宣稱反貪腐行動取得了某些進展，並且不少高官因貪腐行為而被判刑，但這些表面上的成就是否能真正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依然是未知數。羅保銘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僅僅是眾多貪腐案件中的一個小小縮影。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政治體制中對於權力的高度集中，為貪腐提供了可乘之機。當權力無法有效受到監督，權力者往往容易滥用手中的資源，將公權力轉化為私人利益，這樣的情況在很多地方政府中屢見不鮮。對台灣來說，這樣的事件不僅讓我們更加警覺，也讓我們更加珍惜台灣的民主制度。在台灣，雖然政治鬥爭和腐敗問題同樣存在，但相比於中國，台灣的政治體制設有多重的監督機制，從立法院到媒體報導，再到公民的積極監察，這些都能有效遏制腐敗的蔓延。當權力有了適當的制衡，貪腐行為就難以在體制內滋生和蔓延。中國的「反貪」運動，無論是從習近平的「打虎拍蠅」政策，還是對於貪污官員的重刑處罰，都無法徹底改變腐敗的根源。更重要的是，這樣的運動往往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某些貪官的落馬並不代表體制的根本性變革。羅保銘的判決，或許只是一次政權內部清洗的結果，而非真正的反貪勝利。台灣作為一個擁有相對透明的政治環境的國家，在面對中國日益嚴峻的反貪形勢時，應該更加努力維護和推動民主、法治的發展。我們不僅要在制度上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也要從民間的力量出發，讓每一個國民都能成為維護清廉政治的力量。對中國而言，要根治腐敗，單靠一場場的反貪大戲恐怕無法奏效。真正的改革應該是從根本上改變政治體制，實現更大的透明度和監督機制，讓每一個權力都能受到有效制約，這樣才能夠從源頭上斷根貪腐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