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核廢料嗎?它對你造成什麼傷害?」這類提問,乍看理性,實則混淆了公共風險的本質。公共政策的判斷,從來不是以「個人是否親眼受害」作為標準,而是基於風險規模、不可逆性與治理能力。我們多數人沒見過大型飛安事故,但不代表可以放任民航安全標準鬆動;同理,核廢料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天天看得到」,而在於一旦失控,其後果跨世代、不可回收。

擁核者常以醫療放射廢棄物為例,主張「既然醫院也產生核廢料,為何反對核電?」這是一個典型的類比錯誤。醫療放射廢棄物在量級、半衰期、集中管理方式上,與核電高階核廢料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更重要的是,醫療放射源的存在,是為了不可替代的公共醫療需求;而核電,早已不是唯一或必要的低碳選項。

再看風電與太陽光電。確實,任何能源都有環境衝擊,但差別在於可逆性與治理彈性。風光電設備的生命週期風險是有限期的、可拆除的、可改良的;核能則在正常運轉之外,還必須承擔事故風險、長期核廢管理,以及社會信任成本。把「風光電有影響」等同於「因此核能較好」,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至於發電成本,更不該只談帳面價格。核電的實際成本,若完整納入除役、核廢最終處置、保險與事故外部成本,從來不便宜。相反地,風光電的成本在全球快速下降,其不穩定性問題,也正透過儲能、電網調度與需求管理逐步被解決。能源轉型是系統工程,而非單一技術競賽。

台電虧損被頻繁歸咎於能源轉型,卻刻意忽略關鍵事實:台電的巨額虧損,主要來自政府長期凍漲電價、吸收國際燃料暴漲成本,這是價格政策選擇,而非單純能源種類的問題。即使是核電佔比高的國家,只要壓抑電價,同樣會出現財務失衡。

至於日本重啟核電與美國調整補貼政策,常被擁核者選擇性引用。日本是在福島事故後、於高度社會爭議與嚴格審查下,有限度重啟部分機組;而美國能源政策的調整,更多反映國內產業遊說與政治周期,並不等於「風光電失敗」。事實上,全球主要經濟體仍持續加碼再生能源,因為它們看重的是能源安全、產業競爭力與長期風險控管。

真正成熟的能源討論,不是問「你怕不怕核廢料」,而是問「我們是否有能力管理一項失誤代價極高、責任跨越數十萬年的技術?」在治理能力有限、社會信任脆弱的情況下,選擇風險較低、可逐步修正的能源轉型路徑,並非反科學,而是真正的務實。

最後,值得提醒的是,能源轉型不是信仰之爭,而是對未來世代負責的能源治理與制度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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