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台灣核能政策的爭論，多半圍繞在技術安全或是否重啟的政治選擇。儘管如此，另一個同樣關鍵的問題是在高度不確定、極端情境下，國家是否具備足以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設計。其中，核子反應器設施「緊急應變計畫區」(Emergency Planning Zone，EPZ)的劃設，正是衡量核安治理是否務實的重要指標。

依現行規範，台灣核電廠的緊急應變計畫區(EPZ)，範圍自各核子反應器設施為中心起算八公里半徑內區域，作為事故發生時疏散、管制與防護的主要依據。然而，回顧國際核災經驗，無論是車諾比或福島，其實際疏散範圍與長期嚴重污染區，皆遠遠超出八公里的尺度。再者，輻射外洩的影響，往往取決於氣象條件、地形與事故型態，而非事前以行政方式劃定的同心圓。以日本福島事故為例，放射性物質的外釋分布並不是整個全區，而是西北方的扇形區域。

值得提醒的是，若EPZ設定過於保守，恐可能延誤必要措施，增加風險暴露。以2011年福島核災為例，其疏散範圍是從事故發生時的3公里，因事故惡化逐步擴大到10、20公里，而部分地區至今仍難以恢復正常生活。這些經驗提醒我們，若應變計畫區劃設與實際風險不符，將導致決策延誤、資訊混亂，甚至使民眾在關鍵時刻暴露於不必要的危險之中。

更值得關注的是，台灣核電廠多位於人口密集、交通容量有限的區域。一旦發生重大事故，八公里內外的人口移動、醫療量能、跨縣市協調與長時間安置，皆遠超過單一應變計畫區設計所能承載。若緊急應變規劃未能如實反映最壞情境，只會在真正需要啟動時，暴露制度的脆弱性。

核能安全的關鍵，不在於「事故發生機率多低」，而在於「一旦發生，國家能否誠實面對後果」。緊急應變計畫區(EPZ)的劃設，不應成為對外宣示安全感的工具，而應是以科學、經驗與風險治理為基礎的動態制度。

唯有正視國際核災的實際教訓，檢視並調整現行應變規劃，核安政策才能真正回到「以人民安全為優先」的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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