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的福島核災，徹底改變了全球對核能安全的想像。然而，日本災後重建所揭示的另一個殘酷事實是：制度或許能修補，社會信任卻難以重建。近年日本多家媒體與學者研究指出，即使經過長時間修正，日本的核災避難體制至今仍存在結構性失靈。
更令人痛心的是，福島事故造成的多數死亡，並非來自輻射，而是避難過程中的次生災難。長途轉移、醫療中斷與心理創傷，使許多老人與病患在撤離途中喪命。避難，成了另一種放逐。即便政府解除避難令，仍有大量居民拒絕回到被汙染、被遺忘的家園。
日本政府事後修訂防災計畫，強調分區撤離、即時監測與指揮體系，但研究顯示，這些措施過度依賴「紙上演練」，忽略交通現實、人口老化與地方治理碎裂等關鍵問題。災難發生時，中央命令與地方執行脫節，通訊與交通往往在第一時間癱瘓。福島縣浪江町一名居民直言：「我們不是被輻射殺死，而是被制度拋棄。」
這不是日本的特例，而是核災的本質風險。核能事故從來不是單一技術失誤，而是高度複雜的系統性災難。只要任一環節失效，便可能導致全面崩潰。在輻射外洩、氣流變化與資訊混亂交織下，所謂「有序撤離」往往只是事後合理化的想像。
台灣更應警惕這種幻覺。島嶼地狹人稠，核電廠距離人口密集區僅十餘公里，疏散計畫卻仍以大量車輛撤離為前提。多項模擬顯示，一旦事故發生，北海岸與新北沿線交通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面癱瘓。更令人憂心的是，地方政府之間的防災協調與民眾教育，長期流於形式化演練。
核電議題被政治對立綁架，也使真正的防災問題被邊緣化。選舉期間，核電成為意識形態標籤，卻鮮少有人敢誠實面對最關鍵的問題：如果真的出事，我們是否有能力保護人民?核災防護不是口號，而是必須在最壞情境下仍能運作的治理能力。
真正的核災防護，從來不是完善撤離計畫，而是避免事故發生。這意味著決策必須透明、監管必須獨立，任何核電廠重啟，都應經過嚴謹環評與實質公眾參與。若「安全審查」只是為重啟老危核電廠鋪路，那麼制度本身就已成為未知風險的來源。
當制度仍掩蓋風險、政治仍美化核能，避難計畫只會淪為安撫人心的劇本。能源安全的核心，不在風險轉移，而在韌性建構。福島不是過去式，而是對台灣最現實的提醒：避難不是答案，非核能源轉型才是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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