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鍋、雨傘案」別再怪法官？怪的是把司法困在僵化框架的制度！
「電鍋案」與「雨傘案」不是單一司法失誤，而是臺灣刑事制度長期失衡的縮影。當一個價值三十二元的舊電鍋，與一把日常雨傘，都足以動員警察、檢察官與法院全套刑事機器時，真正該被檢討的，早已不是個別司法人員，而是一個徹底失去比例感的制度。
在這樣的制度下，司法不再思考「是否值得辦」，只剩下「是否辦得到」。結果是：法律被用來證明流程可以順利運轉，而不是用來實現正義。當人民看到司法把寶貴資源耗費在三十二元與一把雨傘上，卻對動輒數千萬、上億元的貪瀆案件進展緩慢，對司法的不信任，幾乎是理所當然。
電鍋案中，清潔隊員將無主舊電鍋轉贈弱勢者，未牟私利、未造成任何實質損害，卻仍被依貪污罪起訴；雨傘案中，檢警為一件日常糾紛層層追訴，甚至上訴到底。這不是「依法行政」的典範，而是制度拒絕判斷輕重緩急的證據。當法律要求人放棄常識，結果就只能是荒謬。
更諷刺的是，臺灣並非缺乏可參考的制度經驗。日本透過不起訴裁量與微罪處分，讓低度侵害案件不進法院；德國以刑訴法明文授權檢察官終止輕微案件；英國要求檢察官以公共利益為起訴門檻；美國則以金額分級與高度裁量避免過度刑事化。這些國家並非縱容犯罪，而是清楚知道：刑罰是一種昂貴的國家手段，若使用在錯誤的地方，只會拖垮司法本身。
反觀臺灣，問題已經清楚到無法迴避。
第一，法律重刑化失控。《貪污治罪條例》拒絕區分實質危害，讓三十二元與三千萬元在法條上毫無差別，這不是反貪，而是比例失能。
第二，裁量權被制度封殺。基層不敢微罪不舉，檢方不敢不起訴，因為制度懲罰「判斷」，卻獎勵「照表操課」。
第三，司法量能被瑣事癱瘓。真正需要高度專業與時間的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反而被擠到制度邊緣。
電鍋案與雨傘案之所以引爆民怨，不是因為人民不懂法律，而是因為制度已經不懂人民。當司法連「什麼不值得用刑罰處理」都不敢回答，談再多法治精神，都是空話。
司法的尊嚴，不在於它能處理多少案件，而在於它是否知道哪些案件不該用刑罰處理。在電鍋與雨傘之後，社會已經給了足夠明確的警訊；問題只剩下，制度是否聽得進去！
文:范振家/管理學博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