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賴政府再次釋出「核電重啟」可能性，並以「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作為三大前提。這套敘事框架看似提供核能決策的邏輯結構，但更像是政治上的「條件式保證」：條件存在與否、如何驗證、誰負責把關，都沒有充分說明。在治理制度尚未補強之前，這三項前提並不能視為安全基礎，而更像是將風險外移的政治語言。

從治理觀點來看，核能問題的核心並非「重啟與否」，而是台灣核能監管體系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陷。首先，資訊公開不足，關鍵報告常以「專業」為由不對外揭露，使外部專家與民間無法形成有效監督。第二，審查機制缺乏制度性的獨立性。當行政部門已經在政策上表態「可以重啟」，核安會要如何維持審查中立性，是制度性問題而非人事問題。第三，台灣至今沒有明確、可檢證、具體可風險量化的重啟標準。若沒有制度標準，就沒有問責；若沒有問責，三原則便流於空洞。

值得一提的是，政治訊號若是屢屢先行，也會對治理造成實質影響。第一，行政體系的表態可能對核安會施加壓力，使得審查程序難以完全脫離政治考量。核能作為高風險科技，核安審查的任何偏離程序正義，都會直接增加風險。第二，政府的「重啟想像」會在社會端形成錯誤期待，讓大眾以為核電重啟是快速、可行、低成本的選項，忽略實際工程施工、法令檢查與安全測試的長期時間軸。一旦工程現實不符政治敘事，政策將再度反覆，削弱政府整體能源治理的可信度。第三，模糊訊號將影響投資者與產業界的預期，使再生能源、儲能與電網等長期投資受到政策不確定性干擾，形成能源轉型的機會成本。

因此，核電重啟的問題並不是「要不要」，而是「能不能」。更精確地說：國家的治理能力是否足以承擔核電的系統性風險?若資訊不透明、審查不獨立、標準不完備，任何核電重啟都可能形成制度黑箱，使本已脆弱的能源治理承受更大壓力。

真正負責任的能源政策，不是提出三項抽象原則，而是先補強三項具體能力：

一、制度獨立性：核安會須有明確的法定權限、預算自主與程序保障，避免行政部門的政策訊號影響安全判斷。

二、全面透明性：所有安全、風險、維運、檢查資料應公開至足以讓外部專家審閱的程度，使政策不再依賴官方單一敘事。

三、可檢驗的法治基礎：重啟標準必須具體化、量化、法制化，使程序具可預測性，而非依賴政治意志。

在這些基礎尚未完善前，核電重啟只會是停留在政治論述，而不足以成為真正的能源選項。能源政策需要的是穩定的制度標準、公開透明與長期治理，而非快速的政治訊號。台灣需要的不是「三原則」，而是能真正承載風險的制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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