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臺灣政府積極推動「半導體學院」政策，從課程共構、企業進駐至大學的組織設計，皆以「產業需求」為帝王原則。該項政策確實回應了人才缺口的迫切性，也延續了臺灣長年以來的發展型國家的政策模式。然而，若僅以快速補充人力作為政策的核心目標，卻忽略高教體系與學術社群和產業邏輯的內部矛盾，臺灣可能會付出更深層的政策代價。過去我們習慣將半導體產業的成功視為「政府、產業、大學三方齊心合作」的結果；但這段故事其實更加複雜。當國家透過政策、競爭式經費與研究指標來介入大學體制時，大學便逐漸以企業邏輯分配研究資源；教師被要求追求KPI、智財與技轉數量，人才培育被壓縮成產業需求的延伸。換言之，市場邏輯正悄悄改寫大學的任務。

半導體學院的成立就是上面這段文字的縮影。它不只是一項人才政策，而是國家治理機制的再中心化：政府強化對大學的掌控力、以國家競爭與產業需求正當化政策，並透過補助與評鑑重新塑造大學的發展方向。這樣的「政策驅動」固然帶來短期可見的發展成果，卻可能犧牲知識公共性、學術自主和基礎研究的長期價值。

更重要的是，政策論述中常被強調的人才缺口，未必等同於「需要更多的人」。根據最新的產業調查，人才需求真正缺乏的多集中在製程工程師、設備工程師等高工時、高流動性、高壓力的職位。這不是個單靠設立大學學院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人才與技術流失的問題。

若政府只把大學當成產業培訓中心，我們可能會忽視更為關鍵的事實，即是臺灣的政策與大學能夠培育出未來科技時代所需的創新人才嗎？臺灣的社會條件準備好合宜舒適的生活環境來使人才定居於此了嗎？如果答案都是不確定的，那再多的學院也填不滿產業流失的人才。

臺灣目前需要的是對高教與產業政策的整體性反思，而不是單向度的擴張。半導體學院不應只是為產業補血的血袋，而應是推動知識創新、跨領域整合與社會責任的血管。唯有回到「大學該是什麼」與「國家角色該是什麼」的根本討論，我們才能避免讓政策成為短視的技術治國，而真正實現產業與教育的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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