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簽署、1952年生效的《舊金山和約》，是重塑二戰後亞太秩序的關鍵。這份由49國簽署的國際條約，明確規範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一切權利，但卻沒有指明主權移交的物件。這樣的「未指定」條文，讓台灣在戰後的國際地位成為一種特殊的「空白狀態」。對台灣人而言，這個歷史事實意義重大。它代表台灣並未被任何條約合法地納入其他國家，而是留下了主權前途的討論與自決空間。這不是歷史的遺漏，而是一個需要台灣人民去完成的國家進度。
《聯合國憲章》早在1945年便確立「民族自決」作為普世原則。這個原則幫助無數被殖民統治的民族，逐步走向獨立與建國。當我們把《舊金山和約》的「放棄未指定」與「民族自決」並列，就能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台灣的未來，不應由外來政權決定，而必須尊重臺灣2300萬人民的集體選擇。
歷史上，從印度、印尼到非洲各國，去殖民化的成功案例都強調一點:人民意志才是決定國家合法性的最終依據。台灣走過威權體制，經歷民主轉型，如今已經展現出高度的民主成熟度，這正是民族自決在現代最鮮活的體現。
在國際法理論上，陳隆志教授提出的「國家主權進化論」，為台灣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觀點。這個理論指出：國家主權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環境與人民實際治理能力逐步演化的結果。
就台灣而言，戰後的地位確實因《舊金山和約》而處於未定狀態，但隨著數十年的發展，台灣社會已經展現了典型主權國家的核心要素：
一、穩定的領土與人口：台灣自1949年以來，具體而明確地治理著臺澎地區。
二、有效的治理能力：政府能有效行使行政、司法與立法權。
三、民主合法性：透過普選產生領導人，展現高度的人民主權。
四、國際連結與功能參與：雖受限於中國壓力，但台灣已經透過經貿、安全與公共衛生建立廣泛的國際合作。
即便在條約留下的「空白」之上，台灣已經用自己的歷史進度，逐步演化出實質上的主權狀態。陳隆志教授的理論幫助我們理解：台灣不是靜態的「未定地位」，而是一個透過民主發展與國家治理，不斷累積國際法正當性的「主權進化體」。
台灣的民主歷程，是「主權進化」最有力的證明。從威權時代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到1990年代的解嚴、報禁解除與總統直選，台灣社會用幾十年的時間完成了世界少見的和平民主轉型。今天台灣已經是亞洲最自由的社會之一，無論是婚姻平權的落實，還是公民社會對環境與人權的持續監督，台灣都展示出一個成熟國家的樣貌。
這正是我們在國際上應該強調的主張：從歷史基礎的《舊金山和約》留下的空白，說明臺灣的未來不是既定結論。而站在國際原則上，《聯合國憲章》提供的民族自決，給予台灣人民選擇自己前途的正當性。透過現代實踐，告訴人民透過民主治理，台灣已經進化為符合國際社會標準的主權實體。
因此我們不只要揭露歷史真相，更要展現台灣民主的力量。要在國內教育中破除「理所當然屬於中國」的錯誤敘事，也要在國際場合自信宣告：台灣是一個由人民自決、持續進化的國家。
《舊金山和約》揭示了台灣並未被合法移交給任何國家，《聯合國憲章》保障了人民自決的權利，而陳隆志教授的「國家主權進化論」則清楚說明：台灣在歷史進度中，已經透過有效治理與民主深化，演化成一個實質上的主權國家。
這三者共同構成了我們在國際社會最堅實的論點：台灣的未來不必等待誰的施捨，而是憑藉歷史條約、國際原則與民主實踐，由我們自己決定。
潘威佑(社團法人台灣北社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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