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主制度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罷免運動不僅改變了選民對政治參與的認知，更動搖了長期以來由地方派系主導的政治格局。過去台灣地方政治深受家族勢力與政黨網絡的影響，選舉文化長期依賴人際關係與政商結構，而非真正的政策討論與施政表現。然而近期由公民社會發起的一系列罷免行動，挑戰了這種既有政治生態，使選民不再只是選舉時的被動參與者，而成為監督政治的主動推動者。
罷免行動正在打破傳統地方政治結構，過去地方政治的運作方式，往往由少數家族勢力或長期經營地方的政治人物掌控，形成「自己人」的政治文化。這些勢力透過政商網絡控制資源分配，影響選舉結果，甚至將自身的影響力延伸至立法院與行政體系，形成難以撼動的政治壟斷。例如雲林的張榮味家族，透過掌控地方政經資源，不僅影響地方政策，甚至與中國的統戰策略相互交織，以經濟合作為名，進一步深化對地方治理的影響力。
中國的對台滲透策略早已超越傳統的軍事威脅，轉向地方政商網絡的經濟影響與輿論操控。例如透過假借農業合作的方式進行滲透，使地方經濟與中國市場深度綁定，從而對台灣政府的決策產生壓力。此外親中立委在立法院內阻撓國安法案、削減國防預算、淡化中國威脅，使國家安全政策面臨嚴峻挑戰。這些親中政治人物的存在不僅使台灣內部出現政策鬆動，更可能讓台灣民主體制逐漸受到外部勢力的侵蝕。
罷免行動的發起正是對這些問題的直接反擊，當公民社會意識到僅依靠選舉無法有效制衡這些盤根錯節的政治勢力時，罷免成為最具直接性的民主工具。透過罷免，選民得以對違背民意的政治人物提出具體制裁，並透過行動向政壇傳遞明確訊號：台灣人民將不再容忍親中勢力操弄地方政治，也不再容忍政治人物背離民主價值。
罷免運動的崛起正在改變台灣的地方選舉文化，以往地方選舉強調的是派系動員與個人魅力，候選人只要能夠鞏固地方人脈，往往能在選舉中占上風，即便施政表現不佳，仍能透過地方資源的分配來確保選票。然而罷免行動打破了這樣的選舉慣性，選民開始以更高標準審視政治人物，要求其施政符合公共利益，而非僅僅依賴派系支持。
近期的罷免行動展現了台灣選民新的政治動員模式，傳統上罷免案的通過門檻極高，動員困難，但隨著社群媒體與公民團體的積極參與，罷免行動已逐漸形成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例如基隆市長謝國樑的罷免案，透過社群平台與公民社會的連結，成功突破罷免的高門檻，顯示出台灣選舉文化已進入新的時代，選民的力量不再受限於地方派系的操控，而是能夠透過集體行動來影響政治格局。
當中國的滲透不斷深化，當部分政治人物成為中國影響台灣政策的代理人，罷免運動已不只是地方選舉的政治較量，而是一場捍衛民主的戰役。這場民主防衛戰的核心在於選民是否能夠持續監督政治人物，並透過制度機制排除那些可能危害國家利益的代理人。
罷免運動的興起不僅限於個別政治人物的問責，更在於建立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即台灣的選舉不應再被地方派系或政黨利益所壟斷，而是回歸政策討論與國家利益的核心。這樣的轉變使台灣民主更加成熟，也使政治人物必須更加謹慎地回應選民需求，而非僅依賴選舉機器與派系動員來確保自身權力。
罷免運動的成功代表台灣選民正在學習如何透過民主機制來調整政治權力結構，並對政府施加更直接的壓力。然而罷免行動的推動仍然面臨許多挑戰，包括法律門檻、政治操弄與媒體戰爭等問題。未來台灣應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確保罷免機制能夠真正反映公民意志，而非成為政黨攻防的工具。同時政府與社會應加強選民教育，提高媒體識讀能力，防止中國透過資訊戰與輿論操控影響選舉結果。
更重要的是，台灣需要建立更強的法治與監督機制，確保政黨與政治人物的財務與政策透明，防止任何外部勢力透過經濟或政治手段影響台灣內政。當選民有足夠的資訊與監督能力時，台灣的民主才有可能真正穩定發展，而不會成為外部勢力操控的棋子。
台灣的罷免運動已經不只是單純的政治對決，而是台灣公民社會對抗中國滲透、挑戰地方政治結構的重要戰役。透過罷免，選民開始真正掌握政治權力，改變過去選舉文化中對地方勢力的依賴，讓選舉回歸到政策討論與施政表現的核心。這場民主防衛戰的成敗將決定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也將影響世界對台灣民主成熟度的評價。
台灣的未來不應由地方派系、政黨利益或外部勢力決定，而應該由每一位公民透過選票與罷免，共同守護台灣的民主與主權。這場罷免運動將成為台灣民主深化的重要里程碑，為台灣的政治文化帶來真正的變革。
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