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地緣政治風險顯著上升，特別是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衝突、俄烏戰爭以及中東局勢的升溫，這些衝突和緊張局勢對國際政治、經濟、能源供應和全球安全造成了深遠影響。這些衝突都一再顯示了大國競爭(GPC)與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再現。
如同Mearsheimer認為，烏俄戰爭的根本原因在於大國間的權力競爭。以巴衝突、中東局勢的升溫亦是如此。而我國也是地緣政治風險的角力點，亞太地區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美國在面對中國崛起時的戰略要地。在這裡筆者還是要提醒應注意美國戰略模糊政策（strategic ambiguity），在烏俄戰爭中，美國和北約的反應顯示了對直接軍事干預的謹慎，這對我國而言是一個警示。若美及西方陣營採烏俄蘭模式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模式；依照我國領土大小及人口密度，若兩岸爆發衝突其傷亡影響會比烏克蘭更為慘烈。因此本席認為在美方保持戰略模糊政策（strategic ambiguity）下，我國外交也應保持彈性，政府有義務與中方接觸保持雙方溝通管道的聯繫，避免大規模衝突的發生。
再來談中東局勢問題，中東局勢升溫情況複雜，除大國競爭外，其歷史影響深遠。引用Masayuki Yamauchi教授的意思，中東局勢的升溫可看作中東歷史和地緣政治結合的中東複合危機。而此次中東危機的「複合性」特徵，使這些危機並非孤立存在，而是多層次、多維度的問題(政治、宗教、經濟和社會因素)交織在一起。所以在筆者看來中東局勢升溫會是長期性的，因此我國在防範上應做長期的規劃。像是石油供應部分，以色列與伊朗的衝突或多或少影響霍爾木茲海峽的油輪運輸，雖與1980年代兩伊戰爭和1990年的波斯灣戰爭的情形不同，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應是「低機率」，油價大幅升高應是不太可能但還是應防範。尤其當以色列、黎巴嫩局勢升溫，是否會使伊朗下場，誘發更大規模的市場波動和原油短缺之情形。
最後來談國際恐怖主義發展，此次中東局勢的衝突多與恐怖主義「基地組織」有很大關係，隨著科技進步、全球化和地緣政治變化，恐怖主義的形式與戰略也在不斷演變。我國雖然在歷史上相對免受恐怖攻擊的直接衝擊，但國際恐怖主義發展的趨勢仍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和國際形象構成潛在威脅。尤其當我國國際政治地位及其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的緊密關係，可能被某些恐怖組織視為「西方盟友」的一部分，從而成為次要目標。此外，我國在東亞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也可能讓恐怖組織選擇在此進行象徵性攻擊，以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恐怖主義襲擊似乎離我國很遠，然在全球化的局勢下也應防範，因為若無防備一但發生將造成更嚴重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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