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聽到看到拜孔子、孟子的部分信徒提及論辯很愚蠢、論辯不重要,然而事實上,到現在2024年國家各領域政策決議都需要國士專家和輿論民意論辯,而你犯罪是否進行入獄和賠償等懲罰,關鍵就在法庭上的論辯。
論辯很重要!孟子乃是為仁義之道而論辯/論戰的儒家哲學家,為「正人心,息邪說」而論辯/論戰。
孟子曾和楊墨之徒辯,與農家、縱橫家辯,與告子、高子辯,因為諸家之言論、主張都是「舉一而廢百」的,是一偏之見,未能全幅肯定人文精神的教育意義。
舉孟子與楊墨二家之辯,孟子在〈滕文公下〉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孟子站在儒家之立場,以捍衛孔子之道為己任,直斥二家是「無父無君」之「禽獸」,認為楊墨之道「充塞仁義」,使「孔子之道不著」。
再舉孟子與楊朱辯為我。孟子認為楊朱的主張,只著重免除自私的禍患,卻忽視人能夠捨己為人,忽略人能夠真心誠意地「利天下」。以墨子為例,他是真心「摩頂放踵利天下」的。因此,孟子批評楊朱「為我」的主張,是「舉一廢百」的偏見,因為他為了避免「禍天下」,於是把真正「利天下」的活動也一併取消,故孟子直斥其「無君」。
孟子再批評楊朱「無君」,其觀點與孔子對長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等隱者的態度相同。孔子認為既生而為人,就應該與人群共處,不應該到深山隱居,與鳥獸為群。離世而隱於山林,目的在於逃避黑暗的政治。然而,孔子卻認為隱者潔身自好,不沾手於黑暗的政治,對世間採捨棄和逃避的態度是不對的,因為人對所處之世有其不可逃避的責任。在〈微子篇〉孔子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認為,不出仕是不義的,因為人對所處的社會有責任,長幼之節,君臣之義是不應廢棄的。隱者不出仕,就是不參加政治活動,因而損害了正常的人倫關係,故孔子說隱者「亂大倫」。
孟子再論戰/論辯當時勢力最大的墨家,與墨翟辯兼愛。
墨子有捨己為人的行動精神,可是孟子卻怒斥墨子為「無父」之邪說,為什麼?墨翟提倡「兼愛」,認為儒家有等差的「別愛」是天下致亂的根本原因,所以要用「兼愛」取代儒家之「別愛」。墨子藉著取消人我親疏的分別,以求達至天下大治的目的。《兼愛上》云:「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慈不孝亡。」墨子認為自愛與愛人互相排斥,是不能兩全的:人人虧利自愛,於是天下大亂;相反,若人人愛人如己,兼愛他人,則天下沒有不孝、不慈、不忠之事發生。墨子的結論是:「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但孟子認為人我之關懷愛護並不互相排斥,並非必然如墨子所說「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自愛與愛人是可以兼容的,因為人可以把本有的愛心推及、擴充。若人根本無愛人之能力,無論以任何利益作餌,人都無法愛人。孟子在〈盡心上〉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認為人人皆有愛親敬長的能力,只要把這本有的能力擴充,「達之天下」就是仁義之行。「達」是通達,由己通達於人,推己及人,由親及疏,以至天下萬民。孟子認為推及的方法很簡單,且合乎人情之常,不必如墨子倡言「兼相愛」以「交相利」。
接續孟子在〈盡心上〉說:「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倫之愛是有親疏分別的,若一律愛之親之,實有違人性。總合來說都是「仁」,但分別而論,則有「親」、「仁」、「愛」三者是有程度上的差別的。君子對禽獸草木,對國中之百姓,對自己家裏的親人,其愛護、關懷的程度應該有分別,否則就是顛倒惑亂,輕重不分。對家人稱「親」,對他人稱「仁」,對物則稱「愛」。然而,這個差別,並非墨子所贊成和認同的。
墨子提出「兼相愛」,是為了「利天下」,以「兼愛」來泯除人我親疏的界限,以求達至天下太平的結果。乃建基於人人求利之假設,認為父子兄弟間亦無孝悌之情,既不承認人有人倫之愛,亦不承認人能夠把本有的仁愛之心推及於他人。然而,在孟子看來,墨子對人性人情並不瞭解,因為父子兄弟之間除了以利相與外,更有孝弟仁義。因此,孟子認為墨子的主張未能全幅肯定人倫、人文之活動,是「舉一而廢百」的「邪說」。
簡言之,孟子的意思是你不會突然跑去孝順路邊不認識的白髮阿伯,因這違反人性倫理!
從上可見,亞聖孟子運用反詰、設問、對比、設譬等方法,引導人作自我反省,使之通過自己的思考以掌握仁義之正理。儒家哲學家孟子之論戰/論辯,是站在仁義之道而辯,是為人文價值而辯,也希冀部分每天拜孔子、孟子的信徒,勿再活在自己的世界扭曲論辯在我們國家社會的重要性,因孟子以儒家仁義之道,透過論辯/論戰向諸家重新肯定人倫、人格之教育意義,而台灣這個民主國家需要更多能論戰/論辯的孟子們,而非食古不化扭曲儒家論辯/論戰真理教育的部分信徒。
文.張天泰(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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