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4）日勞動部召開最低工資審議委員會，拍板明年最低工資將從月薪27,470調漲至28,590元，時薪則從183調至190元，兩者調幅4.08，此乃連續第九年調升最低工資，也就是說，從蔡總統到賴總統，在民進黨執政的期間，年年都有調升。然而，這算是項政績嗎？
對部會與政府而言，自是如此，端看屢屢第一時間大放送政績圖卡，可見一斑，但相對的，人民的感受是甚麼？會直接連結到｢太好了，又要加薪了｣嗎？還是｢慘了，物價的預期心理又要蠢動了｣呢？究其實質，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物價通膨又戰勝了薪資調漲，廣大領取比最低工資高的勞工族群，沒能因此加到薪的，就只能眼睜睜看著通膨怪獸壯大肆虐、而莫可奈何了。
又當初蔡總統｢制定最低工資法｣的競選政見，儘管在最後的執政期間落實了，但立法意旨所期欲達致的｢更接地氣參採民生經濟指標｣、｢工資議定勿淪為勞資政三方討價還價的籌碼｣等目標，達成了嗎？顯然也沒有，充其量只是將每年固定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會｣，換個名字、並且予以具文法制化而已，其他甚麼參採指標、準公式化的計算機制，看來都是換湯不換藥，與過去沒啥不同，可謂之了無新意。
不過呢，撇開前述最低工資調漲流於表象形式的無謂，筆者更加關注的，是整個調整趨勢所引領的就業趨向變遷。畢竟，人總跟著錢跑，哪個職域的薪資更優渥，自然就會有股驅力將勞動力導入其中，而這往往也是主政者在擘劃工資政策時的主要考量。
就以過去2016~2017年在勞動部任職期間為例，當時就業市場陷入｢22K低薪魔咒｣、｢基於人事成本，企業普遍不愛用正職｣等利空因素交織，致使基本工資調漲被賦予擺脫低薪困境、提高企業晉用正職人員誘因等任務，於是乎，｢年年調漲｣、｢時薪高於月薪工資｣的調整趨勢就此成型。
其中，將時薪與月薪調幅脫鉤，逐年提高時薪工資的漲幅，主要的目的有二：其一，當然是為了幫助廣大的年輕打工族擺脫低薪困境，畢竟時薪不同於月薪，坊間幾乎都是按最低工資的價碼在招聘人員，調漲自然可直接受惠該族群；其二，則是有鑑於企業降低正職比例、大幅運用兼職人力的非典就業型態，將時薪提高、致使兼職的人事成本同步走揚，一旦兼職與正職的成本趨近一致，應可導正企業回歸用人正軌的常態。
幾年觀察下來，前述工資調整所期欲達到的就業趨向指導，達成了嗎？看似還真有顯著成效。除了因疫情衝擊所導致的就業型態變遷外，外送平台的崛起，各式非典型就業的多元樣態，隨著時薪族的敘薪水平與月薪族逐漸拉近，如今反倒呈現出兼職夯（所謂的｢斜槓｣）、正職缺的現象，讓不少薪資競爭力相對薄弱的產業大喊缺工，成為政府當前的棘手課題。或也正因如此，改朝換代的新政府，又回歸到時薪與月薪調幅齊平的設計，相信其背後目的，應是企盼少子化下、彌足珍貴的勞動力，能夠重新青睞正職工作吧！
綜言之，到底甚麼樣的就業型態才是最佳，坦白說沒個準，但從勞工的觀點析之，誰能給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職務，誰能讓付出的勞務符合報酬水平，基本上就是良性的就業環境，至於其型態是正職、抑或只是兼職，那都是其次的問題。終究｢錢多、事少、離家近｣還是就業的不二箴言，若兼職的時薪太低，自然沒人想投入，相反的，如果正職動輒祭出責任制，幾近全天候的on call，即便月資再高，恐怕也乏人問津。
所以說，勞動部在企盼透過調整最低工資勞引導就業模式變遷的同時，或許更該思考的，是如何讓台灣的職場文化，走向更友善、更人性化的思考，才是治本之道。否則，擺盪在月薪與時薪之間來回游移，看似解決了當下的問題，卻可能為將來的勞動市場，埋下未知的隱憂。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