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四年前，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曾發言博士生賣雞排是浪費教育資源的爭議論點，十四年後郭董參選台灣總統後又退選，應得到教訓，也意識到金錢有限性的事實，而當時筆者和許嘉家博士曾共同發表文章駁斥此論點，沒想到十四年過後，「博士無用論」歪風竟再起，媒體開始報導紐約流浪漢竟是「陸留美博士」等類似新聞，筆者察覺此為錯誤歷史重複性的再現，於是在2024年再為文〈讓Google模式的育才思考走入台灣教室〉，因 Google共同創辦人為Larry Page 與Sergey Brin，他們兩人就是博士生，並使用學術知識來治理此跨國公司，目前Google資產淨值為US$2,225.44億（2020年），其員工人數為135,301（2020年），接續，筆者將再介紹博士學術力量的來源，關懷人類文明的知識、事實、理論，因上述關乎人類文明教育的發展，此非短視近利，以獲利金錢價格判斷哪一個博士有用，哪一個博士無用，說明如下。
什麼是知識，牽涉到人知識研究的價值領域(domain of value)及事實領域(domain of facts)。英國十八世紀哲學家David Hume(1711--1766)曾討論過價值領域牽涉到正向價值「善美」與負向價值「惡醜」，事實領域是包含正面價值的「真」與負面價值的「假」，價值涉及美善，事實領域只問是非，事實領域的研究，根據事實故能夠得到客觀的結果，因此答案較具一致性。
關於價值問題的討論，也因著時空脈絡的不同而答案而有明顯的殊異，所以價值問題是會隨著人類的時空變遷，而有著關鍵的影響，故有時會有國界.事實領域 則可以跨出國界，所以也有些人曾這樣簡略地提出價值問題是哲學問題，事實問題則是科學問題，東方中國的經典六經之一的「易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人類為對錯綜複雜的宇宙現象與紛紛擾擾的人生百態提出解釋與說明，於是走向了統一原理的追求道路，通過這路途必須經過層層的關卡，這些關卡的名稱分別為：「人類慎思之理性能力開展」、「分辨事物順序的思辨能力」、「賦予適當符號表徵的意義能力」，而這條探索宇宙與人生之理，並做統一原理之路的終點名為「理論」。
理論知識的形式之劃分自古希臘柏拉圖（Plato）即有之，他將世界二分為理念世界與感官世界為基礎，把知識劃分為想像、信念、推證知識和理性知識等四種層級，而柏拉圖的徒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更是將理論知識依人類理性功能及對外在世界之作用加以區分，對西方世界更是影響甚為深遠。
而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理性功能運作有三種方式，分別為「理論的知識」、「實踐的知識」、「技術與藝術創作的知識」。「理論的知識」是人類運用理性功能中最高直觀理性與智慧，去認知不可改變與永恆的存有，進而形成所謂為知識而知識的理論性知識。「實踐的知識」係透過實用智慧來探索實踐性問題，並透過良善的行為來實踐，從而達至美好的生活。「技術與藝術創作的知識」係以人類的理性中製作或創作功能來完成作品或技術動作的完成。實踐性知識和製作的知識的不同在於前者的目的與動力在於實踐者自身，而後者在於完成人類之作品，改變的是外在對象。綜上所言，所謂的理論知識（即理論）是理性功能中最高直觀理性與智慧所集結而成，在三種知識分類上，理論知識似乎是對於人類生活世界的功能與價值是最高的。
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霍克海默（Max Horkheim）在批判理論曾表示：「對於大多數的研究者來說，理論是關於某個命題的命題總匯；這些命題之間緊密相連，有幾個是基本命題，其他命題由基本命題推出。與派生命題相比，基本原理的數目越少，理論就越完善。理論的真正有效性取決於派生的命題是否符合實際。如果經驗與理論相互矛盾，其中之一必須重新加以檢查。不是科學家未能正確地進行觀察，就是理論原理出了毛病。因此，就其與事實的關係而言，理論永遠是一個假說。如果理論的缺陷在我們加工材料過程中開始顯現出來，我們就必須準備改變理論。理論是儲備起來的知識，它採取一種有助於使它盡可能準確地描述事實的形式。；由此可知，理論的誕生，是經由對事實、現象與經驗的觀察、了解、實踐行動、研究的順序階段，將實踐之經驗進行歸納的動作或由觀念之推演而整理出一個有系統有組織的模式或論述言說，我們稱此為「理論」。
理論如何產生，在社會科學界中不同的研究派典上也有不同的產生方法，在實證主義量化研究上，相信固定的階梯式步驟（如第一步定義研究問題→第二步文獻整理→第三步形成假設→第四步抽樣與研究工具設計→第五步收集資料→第六步資料分析→形成結論或理論）；在質性研究的「循環式建構主義研究」，強調的研究步驟，是不斷地循環在→「經驗」→「介入設計」→「發現／資料收集」→「解釋／分析」→「形成理論解釋」→「回到經驗」的循環系統。在批判式／生態式鉅觀研究典範，則是同時批判地檢視著上述兩種典範的系統效果，希望經由歷史檢視及兩種典範的相互對照，去除虛假意識，達到弱勢的解放與增權的效果，由從以上理論的爬梳，我們可以初步了解知識、事實，理論的性質、形成、功能與意義。
而後現代主義哲學家Lyotard在1984年《後現代景況:關於知識的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的看法，基本上後現代主義並無法由單一名詞所能侷限住，也正如後現代主義認為後現代社會是多元的、變動的一般，沒有唯一的真理，沒有唯一的中心，因而後現代方法論是多元主義的另一種表現，而後現代主義方法論強調的是一種重視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脈絡去進行討論的方法論，所強調的即是一種尊重多元、歡迎差異，反對既有主流文本，對抗既定知識合法性地位，彰顯邊緣化知識，強調多元創新的精神，後現代主義方法論存在著許多「小」而「美」的政府，允許其各自運作或互助合作，以發揮更大的力量，每一種方法視需要而定，並不能說讚成A方法的存在就否定B方法使用的合法性，也有可能是兩種方法混合而成一種新方法出來，所以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並沒有堅持單一的方法論。或像是M.Foucault的系譜學( genealogy)；Derrida的解構，均可視為後現代主義方法論之一。舉例而言，像課程學者Pinar1970年代以現象學的「還原」方法去追溯curriculum的拉丁文字根「currere」；但後現代課程論者以系譜學的方法去看到currere的侷限性，因為Pinar本人是是白種人，所以會去追尋自己西方文化的源頭，進而將課程視為在跑馬道上奔跑的進程。但在另一不同時空情境脈絡下，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文化中，不是用跑馬場、在跑道上奔跑來形容課程一詞，而是用其文化情境中，某類植物有毒的箭狀花蕊來作為課程（curriculum）的象徵；這也就是說，像這種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把它重新放在歷史、文化、特定的情境中去看它是如何被論述出來的，重視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脈絡去討論事務，這就是後現代主義方法論的重要核心精神之一。
當代人類知識發展的轉折和努力而言，便是要將我們從狹窄，單義及限制性的科學語言中拯救出來，而恢復具多樣，複義與開放性的敘事式言說，並對自身的社會處境和文化根源做深入的理解及豐富的創造，我想這就是「敘事—詮釋式的知識」為什麼重要的原因，因為「敘事—詮釋式的知識」補足了所謂大一統「科學－分析式的知識」無法處理的問題，我想說的是「敘事—詮釋式的知識」與並非二元對立的陣營，某種程度上，敘事—詮釋式的知識」成全了「科學－分析式的知識」的不足，讓人類得以接近真實，而敘事正是讓人不只擁有所謂科學的，形式邏輯的，大一統推論式的認知，敘事是透過各種隱喻式的書寫文體，在文字書寫故事/敘說故事的過程中，同時體現作者/說者/聽者三方對話所傳達的意義與關係，敘說探究不只是一種研究方法，而是攸關另一種知識的證成，它涉及了人類文化的協調性與社會的參與，它為人類追求多元真實，多元真理的研究世界開啟一條新路。
而接下來筆者將以對話故事的表現形式，檢視和反諷倡議學歷無用論的反智主義者，點出其根本性問題，〈反智主義者倡議學歷無用論之矛盾〉、〈第五權面前拜金主義應退散〉如下。
〈反智主義者倡議學歷無用論之矛盾〉
主張學歷無用論的反智主義者：「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也沒有理論基礎和科學論據！因為我是用金錢數字來衡量學歷的價值，但諷刺的是，我持續讓我的子女上學，這和我提出的極端論點有不一致的狀況。」
賭場大亨：「我沒有學歷和學力，但我有你要的金錢，你是不是要向我跪拜！」
〈第五權面前拜金主義應退散〉
被拜金主義控制身心的烏合之眾：「為了錢我什麼秀人性下限的事都敢做，合理化剝削壓迫勞工，包含扭曲博士價值、羞辱學術第五權和文明教育。」
耶魯大學投資大師David F.Swensen博士：「我使用學術知識和對第五權的文明教育信念，獲得341億美元的投資回報。」
文.張天泰（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